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新走向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然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和丰富发展，也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中国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遵循的“中国理论”，通过运用多重政策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径”，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提供的一个“中国方案”。

　　供给侧改革立足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中国问题”

　　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激活和释放供给侧的潜能开始的。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供给匮乏、物质短缺的状况，缓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当前提出供给侧改革，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在经历了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我们的供给侧出了问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观诸当前的供给体系及结构，一方面，由于我国供给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近年来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以及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疲软导致的外需减少，使我们的许多产业陷入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即致力于扩大内需，但在实践中，扩大内需主要体现为扩大投资，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提振效果不彰，这除了因为消费能力受到收入水平、社保隐忧等因素制约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同供给的有效性不足有关，迅速扩大的中产阶层对于优质、安全、个性产品的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需结构出现了错位。同时，在一味追求经济总量扩张和高速增长中，忽略了结构优化，积累了大量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因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就是我们正面对着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供给侧改革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遵循的“中国理论”

　　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基础来自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与中国现阶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两者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存在着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宏观政策主张不同、具体措施不同等本质区别。

　　我们着力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而非相互替代关系，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对需求侧的全盘否定。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需求也会倒逼供给，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两者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在处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中，毋庸置疑，供给侧改革是对以往需求管理政策的纠偏。需求管理适用于短期框架，在注重需求管理的背景下，政府更易倾向于采取刺激性政策和对微观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必须在供给侧改革当中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真正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中的物质技术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双重维度的整合优化，从而更好地理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交互关系，在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供给侧改革是运用多重政策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径”

　　供给侧改革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为目的；以结构趋向高端，实现供需匹配为方向；以供给管理为主，兼顾需求管理为手段；以制度供给和创新为核心的系统工程。具体的路径设计是以供给侧为突破口，以结构性问题为重点，在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框架下，充分考虑“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落实的现实，构筑一系列配套协调的政策体系。习近平指出，“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从政策构筑的配套性而言，要在制度、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推进这项系统工程。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价格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行业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机制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

　　从政策构筑的协调性来说，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关系。既要考虑解决眼前产能严重过剩、生产成本高企、企业杠杆率过高等现实难题短期见效，又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出发改善经济的长远质量和基础；二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注重市场功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政府在制度建设、营造环境和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方面的作用。三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既要突出供给侧管理手段，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也要配合一定的需求侧管理，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作者为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李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