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不仅事关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直接影响未来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为更好地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风险并把握发展机遇，有必要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动因，特征及方向进行思考。实际上，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动力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也来自发达国家，但双方重构全球产业链的现实逻辑均是产业分工自我调节的结果。产业链重构是结构性的重新整合，而非自力更生的转移性脱钩，脱钩式的产业分工不利于国际经济发展，不仅在于产业脱钩式搬迁成本高昂且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更在于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使得脱钩式产业分工变得更加困难。在未来，基于社会成本等考虑，垂直一体的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可能更适合当前国际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
一、产业链分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第一，全球产业链分工能够有效实现跨国公司发展需求。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生产者凭借其拥有的生产技能或者产业链都难以独立完成国内经济所需的零部件与产品。跨国公司的存在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难题。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经销商、授权海外代工企业生产、直接在海外建立生产或者研发基地等方式，逐步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实现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能够有效助推母国经济繁荣。
第二，全球产业链分工能够充分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般来讲，发达国家在产品设计、创意、研发等方面普遍强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上占据重要位置；发展中国家在资源供应、劳动输出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主要从事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和环境污染型等环节的生产。通过产业链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相互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特征，实现自身发展。
第三，全球产业链分工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国家市场规模扩张的需求。对于发达国家等领先经济体来讲，产业发展过程中，部分领域产能过剩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存在强烈的开拓新市场的意愿；对于发展中国家等后发经济体来讲，凭借低廉的劳动成本、丰富的生产要素等优势特征，他们可以通过承接部分来自发达国家转移的产品生产过程来实现自身市场规模扩张的需求。显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能够在产业链分工过程中实现自身市场规模扩张的需求。
二、产业链分工具有互利性和普遍可参与性
（一）产业链分工具有互利性
经济成本问题一直是产业链分工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是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还是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参与国际分工，位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国家都能够获得分工红利。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主要构建者，不仅能够深入影响产业链全球布局，还能够获取产业价值链中的大部分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新殖民战略”。一方面，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丰厚的资本，在国内生产过剩与产品生命周期较短等压力下，必须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来缓解上述约束，发展中国家凭借其劳动力、资源、市场等优势能够有效吸引外资，并降低进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门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分工任务时，能够有效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溢出效应，快速提升其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并获取更高的收益，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能够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从单一产业节点发展向整个产业链的渗透。
（二）产业链分工具有普遍可参与性
产业链不同市场参与主体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化。虽然大型跨国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相对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就没有资格。实际上，大型跨国企业的有效经营依赖于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持与风险共担。一是配套支持方面。全球产业分工的日益精细决定了分工主体的专业性。为获得竞争优势，中小企业往往专注于提供某一产品、零部件或者服务，通过形成企业内部规模优势为大型企业提供配置支持。二是分担风险方面。产业价值链的形成由需求拉动，而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等特征需要企业拥有灵活的市场应变能力，并且通过加快产品研发速度来满足市场需求。显然，少数企业无法独立完成所有工作，且完成相关工作的成本与风险极高，核心企业通过外包或者剥离的形式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中小企业的过程显然也是转移风险的过程。
三、产业链分工重构是产业间分工的优化调节
产业链分工体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一是不同市场主体总是处于不断加入或退出全球产业分工的动态转换状态；二是不同市场主体在产业分工中的绝对地位或与者相对地位在不断变化；三是同一市场主体在产业分工中承担的功能与角色也会不断变化。近年来，新兴国家逐渐崛起，不同国家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出于打破当前产业分工不平衡格局的需要，还是发达国家基于收缩现有产业价值链与转移生产区位的需求，双方重构全球产业链的现实逻辑引致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变化均是产业分工自我调节的结果。
一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产业分工不平衡格局的普遍不赞成推动了产业链重构的进程。一方面，受限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要素禀赋等因素，部分条件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被边缘化，未能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甚至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来讲，其在产业分工中付出的成本与获取的红利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因此，基于对改善现有分工地位与获取相对公平的分工红利的普遍愿望与现实需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动力重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二是发达国家对国内产业转移与空心化的担忧成为产业链重构的动力。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由发达国家主导，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但这种分工格局呈现出巨大的不稳定性，具有不可持续性。随着发达国家将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国内产业发展逐渐暴露出空心与结构软化等问题。再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崛起等现象，显然与欧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初衷不符。出于对本国产业空心化的担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采取贸易保护、资本回流、重振制造业等措施。因此，全球产业链重构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重新整合的迫切期待。
四、产业链重构是结构性重构而非转移性脱钩
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不同产业链主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发展本国产业都离不开其他国家的要素支持、产品支持与市场支持。因此，正在发生并且进程不断加快的产业链重构是结构性的重新整合，而非自力更生的转移性脱钩。
第一，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重构的过程。一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基于贸易成本、运输距离等因素的考虑，不同国家可能会存在产品生产与供应、供应与需求之间关联性改变的现象；二是产业链重构会增加产品需求链替代性重构的可能性；三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会伴随着一些新的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的诞生。
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不同市场主体产业活动空间重新分布的过程。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不同市场主体产业活动空间发生变化，产品供给链与需求链之间的天然市场联系与区位分工被扰乱，不同市场主体产业活动空间存在割裂或者错位现象。为避免相关负面影响，不同国家考虑调整或者替补现有产业链条，不同市场主体产业活动空间发生变化导致全球产业链结构发生变化。
第三，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不同产业要素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开放条件下，一国的产业安全与稳定性极有可能“过度”依赖于其他国家某一生产环节的稳定性与可供性，一旦发生“断供”，就有可能冲击本国产业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各国对本国产业链体系构建的反思。一方面，部分国家可能会基于增加要素供给可替代性等考虑，重新配置现有要素资源的供应国家或者地区；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可能会直接限制原材料、零部件与制成品等跨国贸易。不同产业要素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全球产业链网变化导致产业链体系进行重构。
五、垂直一体的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优于水平分工
世界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背景下，水平分工体系看似有效，但其多产业链环节、长运输距离的结构特征不仅增加了运输时间，提高了物流成本，更降低了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等全球性危机，产业链平衡性很容易被打破，甚至会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致命冲击。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规模爆发为例，世界各地“封国、封城”，停工停产，全球产业链循环受阻。显然，以水平分工为特征的产业链分工格局在降低生产成本与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呈现出巨大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降低产业链过长引致的供应中断的风险，部分国家强调内向发展与自主发展，跨国公司选择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全球产业链条趋短、产业链本土化与区域化集聚特征逐渐明显，全球产业链分工向垂直整合的方向发展。相较于水平分工，垂直一体的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突发事件引致的市场分割的风险，还能够充分满足产业链不同主体自主可控的需求。当然，垂直一体的产业链专业化分工方式并不是完全放弃水平分工，而是将分工集聚在某些地域或者某些国家，以避免生产效率大幅下降。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产业链布局的反思，部分国家选择将一些重要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投入品等产业搬迁回国。但我们不能就此对全球化产生质疑，甚至出现一些愚蠢的转移性脱钩式产业分工行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大范围的水平产业链分工是不稳定、不安全的，集聚在某些区域或者国家的垂直一体的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可能更适合当前国际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六、脱钩式产业分工不利于国际经济发展
一是，产业脱钩式搬迁成本高昂且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得产品生产替代变得困难，脱钩式的产业分工不利于国际经济发展。原因在于，一是企业脱钩式搬迁不仅需要承担巨额重建成本，还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市场风险；二是企业脱钩式搬迁后不仅需要回迁地或迁入地配套基础设施，还需要与回迁地或迁入地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否则会制约企业发展；三是脱钩式搬迁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迁移，还需要产业链网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显然这是十分困难的。
二是，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增加了脱钩式产业分工的难度。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在产业链分工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改善并获得相对公平的分工红利，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正在进行的产业链重构。因此，尽管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等因素改变了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与稳定性，但新的产业分工过程仍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的逐利性特征必然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更加注重效率、成本与收益。相应地，新的产业链在调整过程中依然符合市场规律，并不会因少数政客的意愿而呈现出脱钩性等特征。
作者：胡迪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经济研究院讲师 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