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在孝感举行的全国驻村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孝感市委书记潘启胜自爆“家丑”：“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共调整召回工作队长、队员合计323名，不能全脱钩的召回！能力较差的召回！工作不适应的召回！”（5月5日《湖北日报》）

　　问题汽车可以召回，问题奶品可以召回，问题干部亦可召回。“干部召回制”打破了公务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制度弊端。干部召回倒逼干部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那些想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的“太平官”来说，无疑是一剂“治理良药”。然而，再好的良药也不是万能的，“召回”不是目的，“回炉”后的干部还需要重生，所以，对于召回干部还应继续关注，继续追问，甚至继续问责。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发现问题干部不遮遮掩掩，不护短，直面问题，主动召回，彰显了政府部门真抓实干的决心。但是，“召回”应该有下文。例如，新闻中提到的干部，有的是“不能完全脱钩的”，有的是“能力较差的”，有的是“工作不适应的”。干部被“召回”后，有没有针对性的培训？有没有对召回干部再次“验收”？

　　作为干部，被召回不光彩，但是要抹去这些不光彩还需加强自身修养。脱贫攻坚需要吃苦耐劳，需要俯下身去，需要敢为人先，需要担当精神。也许是任务比较繁重，使得一部分干部“不在状态”。但是，组织委派下去的干部，都是深受组织信任，并觉得可以担负扶贫重任的。如此看来，无论是真的能力有限，还是吃不了苦，那些问题干部都应该克服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满足”于被召回。

　　要让召回制度发挥最大作用就决不能“一召了之”，而是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制度，让“召回制”真正成为激发干部活力的“引擎”。当然，干部召回不仅应当成为干部监督、干部问责的重要形式，还应当与现行制度相衔接。一方面，干部召回要与现行公务员管理的相关规定衔接，避免用干部召回代替干部问责，更不能用干部召回代替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待干部召回试点成熟后，可以及时制定全国性的干部召回制度，将之作为一项经常性举措纳入干部管理体系，强化干部召回的制度性和统一性。（文/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