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依靠乞讨为生长达9年的王大爷，早前接受街坊建议，花了500元买了一部手机，打印了微信支付宝的二维码，并贴在了用来乞讨的水杯上，让没现钞的市民扫码付款。（据1月21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http://news.ycwb.com/2017-01/21/content_24074131.htm 

　　乞讨者用上了二维码，有了微信和支付宝，而且他还是位老人，在他的很多同龄人还搞不清楚微信和支付宝如何使用的当下，老人的举动确实够前卫的。 

　　通常来讲，乞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将乞讨作为赖以维生的手段，乞讨所得完全用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一类是将乞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乞讨者乐在其中或者至少是不以为苦；一类是将乞讨作为一种谋利手段，借乞讨发财致富。对于第一类而言，乞讨者通常不会太看重金钱，甚至会更倾向于得到食物施舍，这一类属于应该被求助者的群体；而对于第二类而言，乞讨者会更希望获得金钱，以便使用金钱购买到更多额外的享受；至于第三类，则属被谴责之列。 

　　现实中，如果不了解更多背后的信息，人们很难对三类乞讨者进行区分，这也是为什么一旦第三类乞讨的被曝出靠乞讨致富之后，前两类乞讨者也遭遇质疑的原因所在。 

　　能不能接受“二维码乞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乞讨这个现象。如果将乞讨仅仅看作一种维持最低限生活水平的方式，即靠乞讨得以活命度日，那么，“二维码乞讨”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限度，使得乞讨者因为能够聚集起一定数额的钱财，生活变得比一般的乞讨人员相对“富足”，甚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富足者。但是，如果我们将乞讨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基于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么，“二维码乞讨”的存在便不再有什么可奇怪之处，而只是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者“与时俱进”的结果而已。 

　　相对于抱着大腿强行乞讨者而言，扫码施舍需要施舍者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因此其施舍行为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自愿性。换言之，一个想要，一个愿给，双方你情我愿，没有危害任何人的利益，也就没有任何可指摘之处。 

　　就深圳的这一具体案例来讲，最该让人关心的不是二维码，而是谁给这位乞讨的老人出了这个主意，谁帮乞讨的老人申请开通了微信和支付宝，又是谁在背后帮助老人对微信、支付宝和绑定的银行卡进行维护。更重要的是，老人通过二维码乞讨来的钱是不是真的到了老人的手中。 

　　如果老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乞讨，有关部门有义务为他提供救助服务；如果老人的乞讨是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乞讨来的钱也归他自己所有，背后没有任何操纵者或强迫者，那么，我们也只能说，如果老人愿意，就随他去吧。而如果乞讨来的钱别有归宿，背后还有操纵者在，那么，有关部门就应该介入查一查，既净化社会环境，也维护乞讨老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 

　　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