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法院审结了两起精神病人杀人案件。今年4月，一男子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男生公寓内砍人，该男子涉嫌故意杀人罪，后男子被鉴定为不负刑责的精神病人。5月，一名男子持刀将家中保姆杀死，该男子亦为精神病人。最终法院决定对这两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10月29日《北京青年报》）

　　这两起精神病患者“激情杀人”案件终于有了审判结果。两人都被法院判处了“强制医疗”。到了这里事件似乎也该画上句号了。可是，这样的句号也是问号，也是叹号。难道“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只能在悲剧发生之后？

　　就像这两起精神病人持刀行凶事件一样，虽然被判处了“强制医疗”，可是悲剧已然发生，受到伤害的伤口还能够愈合，丧命的无辜市民生命再也回不来。假如“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关口能够前移，悲剧就不至于发生。遗憾的是，悲剧还是发生了，这对对于无辜的市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亲人的眼泪谁来擦拭？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只有法院有权决定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涉案精神病人必须同时满足实施了暴力行为，其病情经鉴定不负刑责，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这三种条件，才能够被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这样的法律规定，是对精神病人权益的维护。但是，这样的法律规定也给精神病人的监管留下了巨大漏洞。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判例并不新鲜。最近这几年相似法院判决很多，各地也都发生过类似新闻事件。最终结果多是，经过司法鉴定确认属于精神病人的事实，然后由法院判处“强制医疗”。当伤害已经造成，当悲剧已经发生，“强制医疗”的意义还有多大？

　　当然，意义不是没有。采取了“强制医疗”之后，能阻止“进一步危害社会”。但是，又很显然的是，这样的判决对于已经发生的悲剧是没有意义的。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是需要的，因为精神病人的行为自己是不能控制的。可是，他们自己不能控制不代表社会不能预防。而预防的最好办法就是“强制医疗”。遗憾的则是，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是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的：一个是，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一个是，病情禁鉴定不负刑责。一个是，有继续危害社会的隐患。

　　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病人实施暴行的安全监管漏洞。尤其是“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这一项。也就意味着只要“还没有实施暴力行为”，还没有造成后果，就不能进行“强制医疗”。换一句更直白的话说就是：只有造成了危害，才可能判决“强制医疗”，这不就意味着只有有人被伤害了，被刀捅了，被杀死了，才能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吗？

　　此类悲剧很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不能总在悲剧发生之后。别让“强制医疗”在悲剧屁股后面气喘吁吁。这需要法律前行。

　　作者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