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维权，人们总是习惯性头大，无论是向有关部门投诉，还是直接到法院起诉，都不是件容易事儿。因此，只要不是摊上不能忍的大事儿，多半是“算了，不划算”。

　　慢慢的，这就惯坏了某些人，胆子大的搞起电信诈骗，胆子小的做起电话营销，反正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即使被骗了千把块，能较真儿到底的也只是极少数。若真摊上了大事儿，有些人则习惯于借势——把事情搞大，媒体舆论一关注，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不得不说，这都不是维权的理想状态。

　　以电信诈骗和电话促销为例，随着个人信息保护和手机实名制的落实，作恶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目标群体不再精准，电话来源也更容易追溯。不过，抬高门槛的威慑力毕竟不足，要想对电话推销这种隐形骚扰予以根治，还需要重罚。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则新闻就令人眼前一亮：因向大量民众进行电话推销，伊利诺伊州法官判决美国第二大卫星电视运营商支付高达2.8亿美元（约19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这一金额恐创下美国迄今为止对“骚扰电话”开出的最大笔金额罚单。原来还可以这样？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电话推销是商家的权利，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不能因此而处罚商家。不过，这个权利并非无限权利，消费者同样也有不受打扰的权利，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呢？美国是这么做的：2003年6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设立“全美不接受电话推销名单”，根据相关法案规定，全美任何座机和手机用户都可在专门的网站上免费登记，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列入这一名单，之后即可合法避免垃圾广告信息的骚扰。目前，已有超过两亿美国手机用户加入。

　　这么做的好处有二：首先是明确了哪些人拒绝电话推销。类似于一个免打扰的声明，如果商家执意对名单上的用户电话推销，显然就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其次是让零散的消费者形成合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有了这个系统，政府部门与公益律师很容易介入，个体维权的成本几近于零——几乎不用做什么，等着赔偿就是。动辄上亿元的罚款，谁还敢以身试法？

　　其最大的启示就在于，既然维权成本与作恶成本成反比，就要通过制度化的设计，让消费者维权不再艰难，甚至是轻松和值得的。所谓轻松，就是不必亲力亲为地走完所有流程，自有专业人士协助维权，譬如新闻里的“不接受电话推销名单”；所谓值得，就是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鼓励下，维权收益可能远大于其受损的利益。譬如美联航暴力驱客事件后，听说可能有天价赔偿，有网友嫉妒道：“哪怕少一个零，我都想被打一顿，不就少俩牙吗？”

　　不怕吃亏甚至抢着吃亏的消费者，哪还会是弱势群体呢？

　　宋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