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受‘否定论’，不赞成完全的‘乐观论’。”5月7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研讨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贾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国梦”的顶级真问题。应该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思维，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在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潜在威胁，经受住这一历史性的考验。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可以分为“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组别，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该如何跨越？这一话题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见仁见智。贾康的“防患于未然”的观点比较中肯、理性。

　　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学统计数据，核心在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这固然需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等释放制度性红利，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提升社会生产率上来。传统的“生产力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必须以知识部门（泛指创新与技术、培训等获得性要素部门）为“旧”生产要素赋予新含义，某种意义上来说，“新生产要素”供给可能成为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增长阶段的关键动力。

　　在早期，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眼里，都倾向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素中，很大程度上取决更大数量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尤其强调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之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带来了动力机器，增加了产量，土地、资本、劳动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支配性力量，传统经济学把它们称作为三大核心生产要素。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主要成绩就是通过改革释放“劳动力红利”“土地红利”，进而吸引“资本红利”，优化配置了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传统生产要素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就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阶段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进而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因素。

　　研究发现，资本和传统生产要素最终都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一国GDP的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进步率。在此基础上，“新要素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完全依赖传统的生产要素，要以教育培训等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以研发和开发、信息及管理来提升自然资源、土地的效率，这些“无形”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贸易等经济增长的基础，甚至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

　　“新生产要素”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人力技能说，通过对劳动力进行投资(如教育、职业培训、保健等)，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二是研究与发展学说，强调研究与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对于国际贸易比较利益的重要作用，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三是技术进展论，技术是过去对研究与开发进行投资的结果，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技术进展同人力技能、研究与发展等要素一样，也决定着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四是信息贸易理论，信息是能够创造价值并进行交换的一种无形资源，是现代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

　　有学者对比研究了“新生产要素”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南非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韩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期间知识部门人均产出增长率均值为9.76％，知识部门消费占比达到26％左右；南非从1966年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到2014年知识部门人均产出增长率仅为1.21％，知识部门产品消费占比仅为20％左右。

　　研究发现，自2006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2014年，知识部门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达到16.79％左右，但知识部门消费占比均值仅为12.61％左右。学者认为，我国知识部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机制已初步形成，只要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知识部门平稳增长，就会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很多个特征，有的是民生、社会公共服务、贫富差距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经济学统计数据，在重视制度性因素改革的同时，我们还得回到经济增长、社会生产力提升的落脚点上，重视“新生产要素”这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