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伟委员的这个建议并不新鲜。去年，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就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6份关于控烟的提案，建议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每包烟价格不低于10元，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烟染上烟瘾的可能性。 

　　两位委员的提案内容如此契合，说明提价控烟有一定市场。事实也是如此，这些年提价控烟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2012年8月1日举行的全国医学院校控烟能力建设项目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就希望提高中国烟草制品的税率，以促进香烟提价。她甚至说，如果中国的香烟价格提升1元，可挽救300万人的生命。 

　　提价控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吸烟有害健康，抽烟的人数还在增加，而且呈低龄化趋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烟草消费税先后经历了五次上调。最近的一次，2015年5月10日起，财政部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全部卷烟批发价格统一提高6%，同时按照零售毛利率不低于10%的原则，同步提高零售指导价。 

　　如果提价控烟理论成立，烟草税价上调，烟民数量应当应声回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的吸烟人数比五年前增长了1500万。很显然，提价并没有达到控烟目的。 

　　设置卷烟价格最低10元，也与整个国家厉行节约的大背景相悖。在我国一些地方，对婚丧宴席用烟价格都有规定。陕西大荔县许庄镇《中汉村红白理事会通告》规定，婚丧宴席用烟价格不得超过5元；湖北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规定：普通职工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盒。一边只允许抽2元一盒的烟，一边要求卷烟最低10元，岂不是乱套了？ 

　　控烟无关烟价。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有学生抽烟，买不起一盒就买一根，甚至几个人轮流抽一根。据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对日本全国3648个家庭的国民健康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人对健康的意识越淡薄，吸烟的比例越高。 

　　全面依法治国，控制青少年吸烟也要树立法治思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任何经营场所都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遗憾的是，上述法律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未成年人买烟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禁止向青少年出售香烟”落实到位，才是控制和降低青少年吸烟率的有效路径。 

　　（张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