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4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之一是部署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打造平安校园。会议指出，要把保障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放在公共安全的突出位置，这事关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和亿万家庭幸福。要建立防控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及早发现、干预和制止欺凌、暴力行为，对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近年来，一些地方校园暴力、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且很多事件情节极其恶劣，令人发指。校园欺凌事件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未能很好地行使对学生进行相应干预、惩戒的管理权力，进而言之，现行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保障学校对学生进行相应干预、惩戒的权力。学校管理权的虚化和弱化，不能让在校学生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意义和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性。因此，遏制校园欺凌，必须尊重学校管理权，不能剥夺学校相应权力，让学校能够惩戒欺凌者，警示顽皮学生。

　　我国多数中小学在校生未满16周岁，部分学生未满14周岁，按照相关法律，这些学生即便其非常顽皮难以管教，甚至对他人施暴造成严重后果，也无法对其施加治安管理处罚，遑论刑事制裁。如果再漠视学校管理教育权，无疑会让学生缺乏应有管教，甚至让有劣迹者无法无天，走上邪路，同时被欺凌者等受害人也感觉不到公平正义。

　　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涉及社会、家庭、学校等多重因素。社会因素过于宏观，家庭环境相对封闭，且很多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未成年人过度娇惯纵容，不忍心教育管理和施加惩戒。因而，从可操作性上讲，充分赋予和尊重学校管理权和惩戒权，更有助于扭转学生的不良行为，净化校园环境乃至社会环境。

　　然而现实是，一方面，屡屡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中，多数学校因“管理不到位”需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学校负责人或者班主任也要被追责。但另一方面，学校却无权对学生施加行之有效的管理教育，教师只能苦口婆心地做学生思想工作，甚至不敢黑下脸来批评教育。即我们要求学校承担教书育人、预防暴力的责任，却没有赋予他们强有力的管教学生的权力。学校无权有效管理、惩戒具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却需要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权力义务极其不对等，非常荒谬。

　　教书育人包括方方面面，既要传授知识，又要教育学生如何做人，让未成年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做错事情、侵犯他人权益要承担不利后果。这包括奖励、批评、警示与惩戒等各种措施。如果只重视书本知识的灌输和奖励教育，却像“鸵鸟”那样漠视惩戒教育，学校的管理权就被分解的支离破碎，教师在管理学生时就会畏首畏尾。这样的话，教师完全沦为了提供知识的服务员，学生则成了“说不得、碰不得”的上帝，根本不是完整健全的学校教育。这既是对学生本人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是回避矛盾、缺乏担当的表现。

　　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要“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简而言之，必须重视并强化学校管理权，支持学校对犯错学生进行批评和惩戒。这样才能让学校成为真正的学校，才能以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塑造未成年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促使其从小养成底线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呵护其成长为正常的、健全的社会个体。（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