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同情人还是同情老虎，是个伪命题，将两个问题人为对立，是在有意无意地将怒火引向不幸者，增加其罪责。

　　宁波老虎咬人事件有了后续进展。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1月29日晚证实，涉事男子张某事发当天下午未买门票，先后翻越两堵3米高的围墙，钻过铁丝网，进入老虎散放区后最终发生意外。死者家属则称，就算人是从后面翻进去的，也是动物园管理不当。

　　张某遭虎咬视频传出后，一阵“咬死活该”、“老虎可怜”的舆论风暴由此掀起。

　　在节日当口，面对这样的惨剧，哪怕内心有再多的“怒其不对”，也不宜摒弃基于人本原则的起码悲悯。要知道，尊重逝者，哪怕只是出于一种“仪式化的哀悯”，也是一条基本的公共行为规范。一个不能约束自己的言论边际的人，即便挥舞着规则的大棒鞭挞别人，又如何让人相信他自己会是规则的模范遵守者？

　　就舆情而言，那些“逃票该死”之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情人还是同情老虎，也是伪命题，将两个问题人为对立，也是在有意无意地将怒火引向不幸者，增加其罪责。

　　这本是人类社会无需讨论的问题：纵然老虎死得“冤”、值得同情，也不影响掉进“虎穴”的遇难者亦值得同情。

　　是的，挑战规则要付出代价，但这代价跟“死”之间隔着太多的不可知与难控因素，比如翻墙翻进的是老虎散放区等。张某固有过失，但承受的代价够沉重，虽然老虎凶猛是其本性，可张某终归不幸，再用“作死”“该死”的审判式话语对其嘲讽，也是人性层面的逾矩。

　　此时此刻，讨论分析动物园的事前防范、事后救助是否存在疏漏，谁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仍在待解的问题集合之内，但或许已非最有价值的命题。张某存在逃票、擅闯的行为，理应为其后果承担最大责任。而动物园方的管理责任是否应涵盖对极端个例的安全无虞兜底，仍需探究。相信动物园管理方和张某亲属会在民法框架内，妥善解决好善后事宜。

　　但作为一起公共事件，不应满足于民事争议的解决，更不能止于“隔岸观虎”，因为漠视规则、不守底线绝非张某一人独有，作为惯常现象，此类弊习已深刻地塑造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秩序形态。

　　这并非泛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逃票者”式的抽象拟喻，而是言指我们无法讳认的现实：很多人都认同要有规则意识，但可能只是“嘴上认同，行为上很诚实”。

　　规则关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基于儒家纲常伦理、农耕熟人社会和封建宗法秩序的“规则”，但现代文明语境中的规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崭新体系，对其制定和执行程序都有严格要求，必须具备内植于普罗大众生活日常的平等、开放、包容等品格。

　　规则的落实要靠外在的强制和干预，更依靠内在的信服和自觉，特别是内心的敬畏。如果规则的执行变成身份的博弈，规则的效力会随着场景的差异而不同，那这样的规则注定无法担起勘定行为边界、守护公序良俗、保障生命伦理的重责大任。因为规则治理是“平之如水”的整体，哪怕细微处的失守，都可能导致整个规则体系的蚁穴之溃。

　　一旦不守规则成习惯，危险可能不会每次都冒出，但风险炸弹就埋在那。张某之不幸在于，遇上“炸弹”被引爆。

　　从网络上激荡的言论看，或许我们社会中的多数对遵守规则有很高期待。但如何突破对待规则的利己主义，让规则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边界，才将真正决定着以后类似悲剧是否还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