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风热”的兴起让传统文化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潮流”。例如，国风服饰和美妆等率先在消费层面打开了“传统文化+时尚风潮”的流量池；《唐宫夜宴》和《白蛇2：青蛇劫起》等视听作品则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融，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的目光；多个文化旅游景区举办的“游客背古诗，景区送门票”等活动，广受游客欢迎；“围炉煮茶”“穿汉服游古城”和八段锦公益健身课等更是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国风生活方式。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传统文化与人民生活的深度联结，让传统文化真正能够为人民所需、所用、所享，对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透视当下的“国风热”现象，有两个转变值得关注：其一，“国风热”已从最初由商业驱动的消费活动向由文化驱动的民族认同转变，人们甚至将传统文化巧妙地转换为新潮的日常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合；其二，在“国风热”带动下，公众不再是传统文化被动的接受者与聆听者，而成为主动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公众从宏观的文化认同中建构起一种微观的自我认同。换言之，“百姓搭台，文化唱戏”开始成为“国风热”的显学，同时也开启了一条以实际生活需求为导向的传统文化认同之路。

“国风热”折射出的国民心理、时代契机和未来趋势，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国风热”体现了人们从“消费外求”到“文化内求”的心理需求转变。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舶来的消费品等逐渐走进国人日常生活，“消费外求”曾一度被视为新潮的象征。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百姓的文化自信心不断增强，人们对新潮的期待目光开始由外转内，“文化内求”日趋强烈，即人们愈发希望被遮蔽在现代生活之下的传统文化重新被照见。

不仅如此，社会的高速运转对现代人在时间感知和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挤压”，让传统文化中所包蕴的“慢生活”和“慢美学”等特质，在当下更显弥足珍贵。比如，火爆于各社交平台的“围炉煮茶”等新中式生活方式，可谓是李子柒式田园“慢生活”的“都市平替版”；年轻人涌向苏州的评弹茶楼，只为听一曲吴语版的《声声慢》；北京白云观的八段锦、太极拳公益健身课，在年轻人当中可谓“一座难求”……可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期待，已不满足于对其在物质和符号等层面的单一呈现形式，能够以“新潮”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重新融入日常生活，才是国风的真正魅力所在。

其次，数字传播打破国风圈层壁垒，赋能传统文化新表达。喜好国风并非近来之事，汉服圈是其典型代表。其爱好者往往因有着共同的趣缘而相聚，具有极强的圈层属性。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多点式、透明化和即时性的传播样态打破了以往的信息、趣缘及主体壁垒，同时也赋予了其他主体对国风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更多解释、参与和实践的热情。

近年来，西安、洛阳和开封等地掀起“穿汉服游古都”热潮。分析各大网络平台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其发布者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在其文化展演中，既有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对历史文化的自信表达，又不失对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展示、对传统文化的多样化理解。一方面，这样看似缺乏专业性、大众化的文化展演模式，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注入了更多活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流量算法的推动也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原来传统文化并非是被束之高阁、因循守旧的，也可以是与时俱进的，是能够为大众所共享、共创的。因而，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国风热”在实现国风自身出圈的同时，也实现了传统文化在多元参与主体中的破圈。

最后，“国风热”之所以能让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生活“新潮流”，并将多元主体吸纳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行列中来，实则呼应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认同取向的更新。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曾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将之放置到“国风热”现象中不难发现，以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分隔，在现代人这里得到了一定的调适。相较于以往单向度的、涉及少部分人群的传统文化知识传递，人们更希望能从自身情感需求和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在汲取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养分的同时，也能寻找到令自身、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深度联结的精神纽带。而这种认同取向的更新，恰恰是让国风在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能够持续“火”“热”的文化底色。

总之，“国风热”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和主动阐发，而且也推动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协调的进程。因此，只有调动更多人参与国风传播的主动性，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传统文化的展演者，才能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持续并行；只有激发更多人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积极性，让人人都能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梁思璇 曾一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