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多地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一些社区实施封闭管理，小区成为高度浓缩的世界。疫情拉近了人们心理距离，激发了互帮互助的邻里温情，“远亲不如近邻”的朴素道理不断得到印证。有人挺身而出，踊跃报名争当志愿者；有人自掏腰包，为独居老人送来“爱心菜”；还有一些“技术派”亮出绝活，大大提升社区团购、核酸采样的效率……在防控措施的落实和优化、民生问题的暴露和解决中，社区自治和居民互助的力量得到彰显。

特殊时期显露的社区“自治力”，带给人们诸多启示。原本松散、以“陌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社区为什么能够变成和谐睦邻的“熟人社区”？疫情过后，如何让这种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良好自治氛围持续并成为常态？值得好好思考。最大的难点在于，对大多数社区而言，内生的自治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居民向心力和凝聚力不足。疫情期间人们需求相对集中、容易形成共识，而当生活恢复常态，牵涉到的矛盾问题和利益诉求就会更多更复杂。比如，小区车位不够怎么办、垃圾分类投放点选在哪、老小区要不要加装电梯等，过去困扰人们的“老大难”问题，能否在社区自治的“东风”中找到破解之道？

社区的核心是人，社区治理的关键也是服务到人。社区管理得怎么样、问题有哪些，居民最有发言权。现实中，一些社区干部、物管人员鲜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居民打交道，对居民诉求要么摸不着头脑，要么不知道怎么解决。此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在信息摸排方面稳准快，秘诀就在于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不厌其烦深入小区、挨家挨户、逐个询问。疫情期间如此，平时也应朝这个方向努力。社区治理不能“悬浮”于居民之上，应创造条件鼓励社区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室，主动化、常态化下沉社区，与居民多交流多沟通，与居民从“陌生人”变成“熟人”，掌握居民诉求并积极作出回应。

社区治理的本质，就是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小区的业主、物业和业委会之间存在矛盾纠纷，譬如业主对于物业服务的概念模糊，一些物业公司“只收费不管事”，业委会的角色定位备受质疑等，成为民生痛点和社会治理的难点。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各主体协同运行的自治制度机制，理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规范各个主体的行为标准，同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以自治促善治，激发社区治理生机活力。近年来，南京一些社区探索“社区议事园”“有一说一工作室”等做法，积极引导居民代表、自治能人、商家代表、物管代表、业委会等多方加入，推动“居民事、居民议、居民办”，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有益探索。

客观来说，现代城市社区大多是“陌生人社会”，但历经疫情考验，人们对社区治理的“情感”回归抱有很大期待。有学者通过对“枫桥经验”的梳理和考察，得出“情感治理”可以提升居民信任感、认同感和幸福感的结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妨多一些“情感治理”的尝试。比如，通过打造社区生活空间、建设社区自助组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等方法，增加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结和自治意愿，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黏合度”，将社区真正打造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