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居民迎来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混投垃圾个人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最高罚5万元；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还将纳入征信。而6月25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则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并拟规定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江苏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正按下“加速键”。为让居民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江苏各地因地制宜，以多样化分类方式进行引导。与此同时，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立法。种种举措意味着，在进行20多年的倡导工作后，我国垃圾分类开始进入法治轨道，立法领域形成刚性约束成为趋势，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将逐渐成为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

　　面对日益增长的垃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如何通过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利用，改善生存环境，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街道、小区配备了灰色、绿色、蓝色等不同颜色的垃圾桶，用于区分不同类型垃圾。这么多年过去了，相关民意调查显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达80%，但分类投放的自觉性和参与率仍然较低，对厨余垃圾的准确投放率仅有两成。居民垃圾分类还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

　　垃圾分类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需要坚持不懈地宣传、教育，也要有法律、制度作保障。长期以来，因为缺乏相应的分类标准、监督考核及奖罚机制，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履行责任和义务不明确，垃圾分类管理面临执法难，源头减量难、资源化利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政策等。通过立法加以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把垃圾分类当成普遍行动和生活习惯，无疑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作为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垃圾分类任重道远、功在千秋。日本实现全民自觉垃圾分类用了27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而这些国家推进垃圾分类的历史，就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出台《废弃物处理法》，并经反复修改形成十分细致的垃圾分类方法，本世纪初又推出《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明确提出，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德国更是世界上拥有最完备、最详细环境保护体系的国家，8000余部环保法律法规支撑起其高达83%的全球最高垃圾分类回收率。在敦促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德国采取严厉的“连坐式”惩罚措施。垃圾回收公司一旦发现某处垃圾经常没有严格分类投放，会给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员及全体居民发出警告信。如果警告后仍未改善，会毫不犹豫地提高这片居民区的垃圾清理费。

　　立法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引导。垃圾分类之所以被称为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涉及每一位城乡居民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让垃圾分类成为备受推崇的“新时尚”，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必将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