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要论 |

　　文/徐康宁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能像马克思一样，其著作不仅唤起成千上万人的思考和争论，而且深刻影响了地球上几大洲的制度环境，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无论至今信仰马克思学说的国家有何起伏变化，也无论有多少人不喜欢甚至诋毁马克思，有一个事实不会改变：作为过去两个世纪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的背影并没有因岁月的泛黄而渐行渐远，他的思想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世界。

　　世界仍不公平，现实批判精神价值长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代表着更高生产率的大机器生产是当时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但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也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阶级生活最为黑暗的时期，工人的劳动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达到惊人的地步。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并没有消除阶级的对立和财富分配的不公，不平等、不公平、不人道依旧充斥着世界。2014年法国学者皮凯迪出版《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大量的历史和国别数据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平均保持在4%-5%，而经济增长率平均不到2%，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差距比马克思时代反而加大了。这部书用《21世纪资本论》作为书名，也足见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时代影响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用全球的眼光看当代世界，一国内部整体性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常常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劳动卷入到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过程是一致的。这一边，部分国家的整体国民生活是改善了；那一边，整个世界却变得更不公平起来。虽然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高科技时代，但矛盾依旧重重，冲突四处不断，利益诉求分野巨大，世界并不美好，现实的批判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过时

　　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看作先知，但他确实作出过许多经典的预言。不少人认为时代变了，马克思曾经预言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就认为马克思过时了。诚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时代的变迁，如今的世界与马克思当初预言的社会在一些方面并不完全吻合，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阐述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他的关键性“预言”从本质上讲并没有过时。

　　正如恩格斯在其文章《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预言在资本的条件下，生产的高涨与危机都是这一规律的结果，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即使许多在立场上与马克思对立的当代经济学家也基本认同。

　　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家与工人相面而立、怒目对阵，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而当今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已有很大改善，资本家的形象已经变得模糊起来，有人便说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实际上，马克思凭借他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敏锐洞察，以及所掌握的超凡的分析能力，预计到这种社会变化。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已经论述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预言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将会使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马克思语）。今天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大企业的真正老板是不出现的，甚至工人都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资本家，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不仅分析到了，而且预言到了。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股份制还不很普遍，主要用在铁路的建设和航运公司上，但马克思对股份制的发展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他预见到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会有大的发展，并逐步替代单个资本成为主要的资本所有制形式。他甚至预见到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或公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的时代和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证明了这一切。

　　《资本论》开启制度经济分析先河

　　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这部思想巨著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就财富而论财富，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财富源泉的挖掘上，因为在他之前的魁奈、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已经基本解决了关于财富源泉的问题。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分清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掉一切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表象，分析研究价值背后的东西，从而发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伴随这一运动规律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制度分析，商品、价值、货币、资本这些形态和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是具体的分析工具，是建立层层剥茧、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目的还是为了揭示社会的本质和制度演化的趋势。从经济学方法论讲，《资本论》开启了制度经济分析的先河，马克思也是制度经济理论的重要先驱者。

　　在马克思身后的一个世纪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有好几位制度经济学家获得该项大奖。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当代制度经济学关注产权、契约、交易费用等这些反映人们基本经济关系的制度安排，更加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和马克思一样，不再“见物不见人”。但马克思的经济制度分析却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关注的制度更为本质、更为宏观、更为基础。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范式更加注重抽象的能力，注重从个别到一般的高度概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所言，“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成功。”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过往的经济学对简单的经济现象缺乏足够的抽象力。在立场上与马克思相距甚远的熊彼特也认为，“《资本论》虽然部分地未完成，部分地受到有效的攻击，它仍然雄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更加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也许没有预见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合作相处，但他的历史观、开放观、全球观依旧跨越时空，具有时代价值。在今天极其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巨大的风险，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毫不动摇地扩大对外开放，才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驾驭复杂多变的时代格局。

　　（作者为江苏省政府参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