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景益民等10人盗掘古墓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其中，时任山西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被告人景益民，在为盗墓犯罪充当“保护伞”的同时，组织盗掘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古墓葬11次13处，将所盗文物直接贩卖。（3月27日《海南特区报》）

　　需要关注一个细节，包庇盗墓犯罪的副局长、组织实施盗墓的副局长，是一起贩卖文物案件牵涉出来的。这个细节不可谓不重要，不能只是看到副局长落马的正义，还应该找到背后存在的问题。

　　发现“副局长组织盗墓”的究竟该是谁？副局长包庇盗墓犯罪可以先放到一边。要聚焦副局长组织盗墓是如何实现的。

　　依据案件来看，这位副局长先后组织指挥了11次盗墓犯罪行为，盗墓13处。而且，这13处古墓，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什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就知道这些墓地的重要性，能够冠以“全国”字眼的文物是相当重要的文物。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如何保护？那就是实施全天候的监督管理。

　　由此不难看出，盗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的墓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地方会受到地方文物保护部门的重点保护，还会受到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的重点指导。

　　这就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了。既然这些地方是重点保护单位，还有制度的强硬监管规定，难不成副局长神通广大，盗墓者有隐身术？

　　不是副局长神通广大，也不是他组织的人员有三头六臂，而是所谓这些被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挂了一个牌子，其尊严和庄严只是停留在了文件里。如果不是监管形同虚设，如果不是监管走了形式，这些墓地的监管就会是固若金汤的，别说是盗墓了，就是想打歪主意的人进去溜达一圈也是不容易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文物保护部门的眼皮子底下被挖掘开了，而且这种现象存在了很长时间，这些文物保护部门的失责已经显而易见。国家每年都会拨出一大笔保护经费，试问保护经费究竟保护了谁？

　　“副局长盗墓”，挖开古墓的不是一把铲子，还有一些地方文物保护部门的形同虚设。如入无人之地，也就有了副局长的嚣张。“副局长盗墓”的时候，不知道文保部门在干啥？（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