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北京青年报》）
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处，记者进行了追问：打电话和寄信的人到底是谁？究竟是谁在冒充政府工作人员约见举报人？是的，对于这样一起事件，当然需要追问一句“冒充政府约见举报人”的究竟是谁？
通过记者的调查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给举报人打电话的，给举报人寄信的人，确实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举报人被“政府人员约见”，志愿者被人殴打，绝非巧合事件，其背后必然有着深深纠缠和纠葛。
既然媒体已经追问了，相信当地有关部门一定会开展调查，也一定能够找到“冒充政府约见举报人”的人，因为这不是复杂的事情，只要警方介入调查，就能依靠技术手段找到“冒充政府的人”。比如打电话就有电话信息，在这个实名制电话时代，找到打电话的人不是难题。比如邮寄信件，就一定通过邮局，也可以调取邮局附近的监控录像。
这起事件起始于环境污染的举报，可想而知的是，“冒充政府人员”和河流附近的污染企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最大的嫌疑对象就摆在那里，找到“冒充政府的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问题在于，警方找到“冒充政府的人”也不是事件最终的正义终点。污染企业“背水一战”，污染企业“狗急跳墙”，原本也是平常的事情，因为你危及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心甘情愿。比打击报复举报人更可怕的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从报道来看，“冒充政府约见举报人”的人，是实现了“精确查找”的，这比卫星定位还准确。他们知道举报者的电话，而举报者是到有关部门实名举报的。他们知道举报者的家庭住址，将信件直接邮寄给了举报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举报者的个人信息，“冒充政府约见举报者”的人，做到了详细掌握。
这是一件十分难以理解的事情。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冒充政府的人”知道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要保障举报者的信息安全，这是制度的规定。那么，究竟是谁把举报者的信息泄露给了“冒充政府的人”？在泄露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有权钱交易？是不是有违法利益的共享？
不能只是追查“冒充政府约见举报人” 的人，更要反思：何时不让举报者的信息处于裸奔的境地？
作者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