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市朝阳区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的公益诉讼，以调解方式结案：幼儿园拆除塑胶跑道并铺上草坪，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助10万元。不过据了解，全国有塑胶场地问题的幼儿园和中小学，至今大部分还在继续使用。学校在观望，教育主管部门也还在犹豫。（4月22日法制日报）

　　

　　敢情说了半天的“毒跑道”，原来真的也只是说说罢了。

 

 

　　全国首例“毒跑道”环境公益诉讼案，最终以皆大欢喜的调解结案：跑道拆了、草坪铺了、公益金缴了……不过，“毒跑道”事件似乎仍未画上圆满的句号。最简单的问题是：那些已然是“毒跑道”的塑胶跑道，当拆不拆、不死人不拆、不成为舆情焦点不拆，面对这些乱象，个案公平能推进乱象纾解吗？如果问得再刻薄一些：既然是“毒跑道”，且不谈责任人究竟是谁——孩子们身心健康遭受的伤害，属于“忽略不计”的部分吗？

　　

　　2014年的“毒跑道”事件发酵后，别说是欠发达地区，就是北京、苏州、无锡等经济发达城市，都曝出过学校“毒跑道”事件。当然，去年以来，上海、福建、山东等省市亦陆续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塑胶跑道建设标准。在这些标准中，例如“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等以往国家标准中没有限制的有害物质被列入“黑名单”。一些省份还在塑胶场地面层铺设、验收等环节进行了规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长还痛斥“毒跑道”事件的成因，说“谁报价低谁中标， 没质量意识！”

 

 

　　析成因也好，立新规也罢，“毒跑道”就算在增量上控制住了，存量上的“排毒”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应着两重更具体的追问：第一，据说，塑胶跑道“新国标”已形成了第三次修订建议稿，眼下正在全国多地进行适用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尽快印发。不过，时间不等人，在“新国标”尚未公布之前，老的“毒跑道”就是“合规”的，存量的“毒跑道”会既往不咎吗？第二，各地“毒跑道”的数量即便是个谜，但可以想见的是，总数不是个小数字。一份来自广东的分析报告显示，在省内进行的抽样中，总体存在不合理风险的聚氨酯塑胶场地比例高达25％。学校在低价取向下的招标，究竟引入了多少“毒跑道”，这个问题令人心惊。即便“新国标”出台，老的“毒跑道”代价不菲，对学校或地方财政来说，这势必是个很有痛感的抉择。学校在观望、主管部门在犹豫，那么，谁能在他们的屁股上“抽一鞭子”呢？

 

 

　　流鼻血的孩子，为“毒跑道”事件揭开盖头支付了健康的成本。眼下的尴尬，是另一种骑虎难下：不拆，明显害了孩子；拆吧，代价谁来支付？不过，这种类似慢性中毒的风险，未必会显性表露出来，这也是校方或监管者还能够观望或犹豫的关键。在这个时候，我们固然要敦促“新国标”早点出台，但，对于存量的“毒跑道”，恐怕更要从全国首例“毒跑道”环境公益诉讼案中汲取经验——涉毒跑道，一律拆除。这样的共识，未必非要通过诉讼来解决，而应该成为地方行政部门的责任倒逼。

 

 

　　一句话，“毒跑道”都拆不了，还谈什么安全校园呢？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