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心在2016年办理的因怀孕而被辞退的女工案件就有11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用人单位在明知女工怀孕的情况下，以种种理由将其解雇。”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对《工人日报》记者说。“这表明，用人单位对于不得在女工孕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是知晓的。因此，才会找其他理由来解除劳动合同。”（3月9日《工人日报》，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grrb/2017_03/09/GR0601.htm） 

　　对孕期女工的保护，事关人类的生存。人类的劳动，不仅在于创造财富，也在于创造自身。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没有人自身的繁衍，财富的创造也就失去了意义。“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基旨意就在于更好地让财富有创造和分享的主体，这事关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未来。关注未来，是社会、企业、公民都应有的义务。 

　　这样的道理，企业并非不懂；对法律的规定，企业也并非不知晓。但懂和知晓却并非就意味着自觉遵守，关注现实的利益比关注长远的、宏大的利益更为迫切。有人计算，一个月薪4000元左右的女员工，如果两次生育，就有8个多月的断岗期。仅此一项，就将给企业带来5万元的额外支出。这还不包括怀孕前后对工作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女职工恶意适用规定的情形。如此巨大的成本，显然不是企业愿意独自承担的。 

　　对于企业解雇孕期女工的现象，必须予以严格执法，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加以矫正，这是必须的。只靠这样的矫正，却未必会有最佳的效果。企业会寻找其他理由解雇女工，甚至“未雨绸缪”，在招聘员工时，就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拒招女性——“已婚二孩”会成为显性或隐性的录用优先条件，在转正、晋升等方面对女职工也会非常苛刻。有些歧视，甚至让女员工找不到侵权的证据。 

　　作为企业公民，用人单位理应承担女性怀孕成本，但把怀孕成本——本应由多方承担的责任，完全压在企业身上，却有失公允，也无益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所以，要解决女性在招聘、怀孕期间遇到的歧视问题，关键还是要建立合理的孕期分担机制。这是政府均衡利益关系、实现再分配的职责所在。各方都承担起了责任，保护女工合法权益的难度就会小很多。 

　　繁衍劳动者自身，更多的是社会大局的考虑。因此，在这样的分担机制中，社会理应承担大头，可行的方法是推进生育保险制度改革，让孕期成本由社会平均承担。对于企业在聘用女工方面所带来的损失，也可以借鉴聘用残疾人的方法，通过税费减免，补偿企业的效率减损。 

　　总而言之，只有实现了个人、企业和社会利益的平衡，降低了企业聘用工女工的成本，这才能调动用人单位维护女职工权益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之上，再辅之以严格执法，其效果才能最佳化。（关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