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公安局长竟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为筹钱买官，公安局11名中层骨干各尽其能，或收“保护费”，或设小金库，大肆行贿，极大地破坏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新华网
作为一个当了12年局长的老公安，辗转三地，在5年之间，收受11名公安局中层骨干人民币67.3万元、美金0.8万元，何其胆大，何其贪婪！但问题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态势下，在习总书记三令五申从严治党，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下，这位“老局长”公然“做买卖”5年，竟然无人举报、无人发现，不得不说我们在对“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的监督管理上还存在许多漏洞。
首先，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加强监督约束的规章制度，为织密监督网络，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党员干部监督手段，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但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管，尽管各地进行过许多思考与实践，但目前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在制度层面依然是一个“真空地带”。
其次，监督管理机关不便管。以一个县为例。县委书记、县委常委、县长、副县长等都属于县处级干部，管理权限在市一级，市级监督管理机关又“鞭长莫及”，“县官不如现管”，监管责任便落在了县一级。这些县级领导干部对于本级监督管理机关来说都是“顶头上司”，掌握着本级监管人员的职务升迁、福利待遇等，谁也“得罪不起”，本级监督管理便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这些“一把手”便游离于监管“盲区”，看似都在管，实际都没管。对于县级部门和各乡镇党政“一把手”，监管手段又很单一。违法违纪线索一般来源于群众举报，或因某一人“栽了水”，再“顺藤摸瓜”牵出其他人，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很难第一时间发现领导干部违规违纪行为。市一级、省一级情况也大同小异。
再次，干部群众不敢管。“一把手”往往掌握着用人权、重大决策权、资金使用权、项目安排权等“人财物”大权。对于普通干部群众而言，“一把手”是“位高权重”的“1号首长”，要吗掌握着自己的前途命运，要吗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人们又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权力普遍存在“敬畏感”，谁愿为领导那点“破事儿”而“引火烧身”，还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前不久，广东一副镇长伙同被举报人打击报复举报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条件。公安局长明码卖官，根本还是由其本身思想堕落腐败、法纪观念淡薄、理想信念滑坡所致。但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监督管理滞后也脱不了干系。笔者以为，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监督力度，发动群众监督，抓早抓小抓苗头，为“问题干部”早“洗澡”，早“治病”，防止小毛病变成大问题。
懒得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