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大吃大喝、赌博消费，晚上趁夜深人静利用划片开锁入室盗窃。 近年来，一群云南昭通人长期盘踞在北京疯狂作案，给群众带来较大损失。为了从根源上治理这类犯罪，由公安部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在全国率先建立“昭通籍犯罪人员整体移送工作机制”，嫌疑人在北京被抓后将被整体移送回当地接受审讯、批捕、起诉、审判。日前，两批昭通籍嫌疑人共20人已经被移送回当地。（《北京青年报》7月23日） 

　　官方公开对“某某籍”犯罪团伙进行专门治理的情况，以前并不多见。媒体曾报道过，深圳有派出所打出“坚决打击某某籍敲诈勒索团伙”横幅，结果引起舆论热议，被指地域歧视，很快派出所撤下横幅并道歉。但这次，北京公安部门的做法绝非对云南昭通籍人的地域歧视，而是确有数据显示，在北京，从事划片开锁入室盗窃的嫌疑人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并且，他们长期驻扎在北京，屡次打击、处理后，他们仍不离开北京继续作案。 

　　来自云南昭通彝良县的入室盗窃群体，被建立整体移送工作机制进行更有效治理，当然是好事情。不过，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批昭通籍盗窃团伙，为何能在北京盘踞这么多年？ 

　　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出现较多盗窃犯罪分子，首先跟昭通经济贫困有关系。据了解，彝良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钱。离开家乡去打工，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又不愿靠体力劳动来挣钱，很容易就走上不法道路。古话说，“仓廪足知礼节”，很显然，要从根源上减少外出盗窃犯罪行为，必须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昭通民众的生活水平。 

　　然而，全国的贫困地区有很多，但像昭通彝良县这样“同学套同学、朋友套朋友”，很多人外出从事犯罪活动的是少数，为什么昭通会源源不断地输出盗窃犯罪分子？我相信，绝非当地人天生素质差，或者不知道法律是何物。那么，当地政府部门对这样的情况是否知情呢？地方的学校教育、普法宣传，是不是有失职的地方？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提高，恐怕北京将昭通籍犯罪分子集中移送回去后，当地仍会有盗窃团伙前赴后继地外出“发展”。毕竟，将嫌疑人送回原籍处理，只是更容易让他们供认罪行，并没改变形成一个“行业”的土壤。 

　　还需要说的是，虽然我们不该对任何群体戴有色眼睛，进行不应有的歧视，但也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对打击违法犯罪中发现的一些具体特点有意忽略。媒体曾经报道，安徽枞阳县到江浙进行盗窃作案的可能有两三千人，枞阳县方面却否认有“小偷村”的存在。据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有关人士介绍，在北京从事入室盗窃的高危群体，来自云南昭通彝良县的是其中一个较大的群体，而且，昭通籍盗窃分子长期驻扎在北京。既然早就清楚这样的情况，何以至今才推出整体治理机制，只因为他们被抓到后爱说“不知道”，方言很难懂吗？ 

　　据介绍，北京与昭通的合作机制只是一个开始，由于在京仍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群体从事入室盗窃，下一步，北京警方会将这种工作机制进行推广，与广西、湖南等地区的警方建立工作机制。其实，现在交通、通讯已经相当发达，建立这样的合作机制并不很难。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发现社会治安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之后，需要对相关数据和规律进行研究分析，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而不该顾忌可能会“地域歧视”“影响民族团结”之类。昭通籍盗窃团伙不过是些毛贼，并无背景靠山，却能盘踞京城作案多年，民众不知道有这么个群体，嫌疑人的家乡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一直得不到及时根治，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