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的权力虽然不大，但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也会滋生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在村民中造成不良影响。（人民日报，7月2日）

　　有句话叫“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官都是老实本分的代名词；然而随着村官贪腐问题屡屡曝光，人们才惊讶的发现，有些村官职位不高，胆子不小，大肆侵吞民生救济、拆迁补偿等款项，不知不觉就滋养成硕鼠甚至老虎：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被爆坐拥20亿资产、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合肥市庐阳区藕塘村原支部书记刘怀寅一次收受“好处费”340万元，无怪乎中纪委多次指出“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而地处边境的云南曲靖沾益，村官队伍素质同样令人担忧：在烤烟收购合同上集体作弊，在低保评选中优亲厚友，在征地拆迁中虚报冒领，在换届选举中拉帮结派甚至暴力恐吓巧取豪夺，甚至还出现过纪委正在调查，被调查的村官却在村委会臭骂举报人的荒诞场景，以至于村民“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不稳，连爬带滚。”村官不是国家正式干部，但却能代表国家执行相关政策，并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直接相连。如果任由腐败问题蔓延，必然污染整个政治生态，甚至侵蚀党的根基。

　　“说他是官，咋论都没官位;说他有威，咋摆都没地位;说他无权，咋干都不越位。”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国家惠农力度的不断加大，村官们手中的资源在无限扩大，但对村官的监督却没有同步跟进；国家机关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问题，在村官的监督上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破解村官监督难题，关键在乡镇。如果乡镇纪委不能切实承担起责任，村民还是会认为投诉无门，一遍遍跑县里、市里、省里；即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也必然损害干群关系。只有强化对村官的日常管理，适当扩大乡镇纪委权限，探索交叉办案、异地办案，才能打破“熟人社会”桎梏，真正实现村社的风清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