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外逃贪官生活:有人整容 有人68天换29个身份（5月17日，中国网） 

　　曾几何时，有些官员把国外看成“避罪天堂”，捞到钱以后，先把钱转移到外国银行账户，然后伺机逃出国门，亡命天涯，拿着人民的钱财，去“天堂”里“逍遥”。 

　　按理说，卡上有钱、没有费神的事，这种悠哉乐哉的神仙日子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很多外逃贪官们卡上有钱，却因“心中有病”，无福消受，过着炼狱一般的“苦旅”日子，让人很是吃惊。 

　　2015年4月，中国向国内外集中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这些贪官更是惶惶然若丧家之犬，拿着卡不敢用里面的钱，为了逃避检查、躲避熟人、躲避摄像头，有的选择“隐身术”，深居简出，昼伏夜出；有的选择“易容术”，去整容医院整容，改变面容形象；有的选择“骗术”，不停地更换假身份证明，最多的达到68天换29个身份证，有的为了掩盖身份去做苦力，有的怕暴露身份生病不敢进医院，有的挨打也不敢还手，有的被外国黑恶势力敲诈也不敢报警，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国内相比是在“直线下降”，用“艰辛”二字去形容最为贴切。 

　　“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不会随便做出更改姓名、整容、不教育子女、不在父母身边尽孝之类的苟且之事、荒诞之举。事实上，那些改名换姓、整容易形、昼伏夜出的官员，都是在自欺欺人，“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雁过留影”，迟早总会有一天，“红通们”会因为方言、笔迹、面容、指纹等无法隐形的东西，露出大大的“一双马脚”，被发现、被举报、被引渡而回国受审。 

　　其实，外逃贪官并不是一直这样“窝窝囊囊”的，甚至早些时候出逃的官员，有的经营商店、有的关注社会问题，过着高调奢华的生活。比如原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处长虞泰年，在新西兰逃亡期间还曾签名公开关注过社区犯罪问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原会长蒋雷以及原南方证券公司广州分公司珠海景莲营业部主任宣秀英，逃到新西兰以后都注册经营过一家公司，其“高调”劲儿之足，现在的“红通”只能望其项背。 

　　外逃“红通”以前高调，现在越来越“低调”，心情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艰辛”，“天堂”已变成了“地狱”。其实，也不他们运气不好，而是时代变了。这个重大变化的背后，是党中央向全世界撒下了一张追逃追赃“天网”，而且“绳索”越收越紧，外逃贪官们就像“网里”的“鱼儿”，越来越感觉到了“气息不畅”、“呼吸困难”、“神经紧张”，这全是反腐所传达的强大国际压力所致，因为国家和人民是绝不会让“窃钩者”们开心快乐的，只有他们不快乐、很“艰辛”“很狼狈”，才能直接反映出党中央“猎狐”“猎狼”等打击外逃贪官的战略是正确性。 

　　在这个强大压力下，到目前已有40名“红通”人员或自首，或被发现后引渡回国，在国内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理，经过处理的“红通”们，痛心疾首地表示，“海外逃亡的日子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早一天回来，早一天解脱。国外没有避罪天堂，回国认罪服法是唯一的正途。”的确如此，“红通们”只有回国接受处理，才能释放他们无法承受的国际压力，也才能最终结束他们“艰辛”的逃犯生涯，回归到正常人的世界里。 

　　“百名红通”人员还有60名没有到案，还有更多的非“红通”人员没有被引渡回国、没有打击到位。他们中，有的公款已挥霍一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有的在追逃追赃的高压态势下，继续四处躲避，过着像“丁义珍”一样的“艰辛”流浪生活，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怀侥幸不愿回国接受处罚。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加深，随着网络举报力度的加大，随着追逃追赃力度的加大，随着引渡力度的加大，他们的侥幸思想和幼稚幻梦，在不久后将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外逃贪官们的“艰辛”生活，是他们自找的烦恼，如果当初他们不贪污不腐化，在国内生活得自由自在；如果他们选择自首，接受法律审判后，也会心安理得。但是，他们却错误地选择继续逃避打击，这是错上加错的决定。为此，在过去反腐追逃的基础上，还应再加大力度，同时，笔者以为，还应该加大有奖举报额度，让全世界的公民都积极踊跃地成为我们的“眼线”，为我们所用，以便及时发现隐藏在国外的“红通”人员，及时向我国驻外领事馆报告，及早结束他们的“苦旅”。（杜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