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在四川泸县的一起公共事件，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谣言”的巨大“危”力。也让人们不得不思考，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有关方面该如何抓住有利时机与“谣言”赛跑的问题。

　　胡百精教授在《新媒体与危机传播管理》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项改革涉入深水区，加之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移动网络全面介入社会变革，政府公共关系和形象建设的重点已不单是如何有效、优雅地宣传自己，或者如何单向地传递自身的声音和价值，而是主动参与意见竞争，在话语权的再分配中寻求底线性共识。危机应对者的自我意见、反对者的批评意见、围观者的边缘意见处于激烈竞争状态，其中正确的意见未见得总是获胜，真相未必跑赢谎言谣言。若非及时、主动、公开参与意见竞争，谣言、谬误和偏见不但影响当下危机的走向，而且还可能干预历史的书写和大众的集体记忆。”可以说，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泸县事件”的根源和成因。

　　“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莎士比亚用诗的语言揭露了“谣言”的本质；“没有火就不会有烟，没有重重疑惑，就不会有纷纷谣言”，黎里用朴实的话指出了“谣言”的根源。“不信谣、不传谣”，其实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且我们也都相信能做到。可是，事实却是，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信谣、传谣”了。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不信谣”这句话本身就满带悖论！

　　首先，“谣言”没有自带标签。如果都知道是“谣言”了，哪谁还会信呢？正因为不知道其为“谣言”，而以为是真相、真理，所以才会信、才去传呀。当然，如果自己都已经确认是“谣言”了，还去传播，那就另当别论了，不仅不道德，有时还会违法犯罪。可见，信谣的根本原因，在于“谣言”没有自带标签，在于它的隐蔽性，在于我们受众见识和脑力的局限性；信不信谣的关键是，受众得知道它是不是“谣言”。很多时候，人们“信谣”、“传谣”，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就是“谣言”。

　　其次，人们也没有为“谣言”贴上标签。笔者认为，“不信谣、不传谣”，其责任更多不在于受众，而恰恰相反，是在于那个让我们“不信谣、不传谣”的主体。老舍先生说，“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在公共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如果不及时发布相关信息，那“吃瓜群众”要么凭空猜测、主观臆断，要么道听途说、胡乱联想；相关部门如果不及时用证据辟谣、证伪，那“网友”就只能按自己有限的、高低不一的见识或脑力去判断，难免会“信以为真”。反之，如果相关方面开诚布公，及时公布相关信息、细节、证据来证实，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能辟谣的辟谣，能证伪的证伪，暂时还不明朗的则提请观望、等待，则大众不仅会多些忍耐、克制，也会多些理解、信任。谣言不仅止于“智”者，更止于“知”者。当受众能更理性地去分析判断，“信谣、传谣”的现象自然就会少了。

　　第三，“不信谣、不传谣”，说这话的主体可能暗含着这样的立场吗：我说的就是真相，其它人说的都是谣言？当政府一方面对掌握着的更多信息藏着掖着，另一方面又指责其它人发布的信息为谣言的时候，受众会怎么想？

　　第四，当“谣言”超出受众的见识或脑力时，谁来告诉他那是“谣言”？政府方面如果在这个时候缺席，那受众怎么办？除了自己研究外，可不可以找个人讨论讨论？可不可以发表个人见解，可不可以听听别人的说法？这个时候，政府方面再去禁止讨论、传播、评论，合理吗？合法吗？时机适宜吗？事实表明，一些公共事件就是这样“被”人为地处理出来的。

　　警惕“谣言”没错，“不信谣、不传谣”也没错，因为“谣言”要么耸人听闻，要么别有用心。诚如莎士比亚所说，“谣言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正像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及时扼杀“谣言”也没错。正如马克吐温说，“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绕着地球跑了三圈半”。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出“不信谣”的悖论、“不信谣、不传谣”呢？我们应当知道，扼杀“谣言”的最佳武器和天然杀器便是“真相”和“真理”。只要我们及时拿出真相，随时拿出讲真理的态度立场，则何愁“谣言”不死、妖言惑众？“泸县事件”后来得以迅速平息，不正是拿出了更多很细致的证据吗？一方面证了实，另一方面又证了伪，不仅澄清了事件真相，也回应了社会质疑。吃一堑长一智。希望各地政府从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作者：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