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法治中国诗书画院院长汪国新将递交提案《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华国服正装”的建议》。他认为，国服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服饰，更是一个国家发展历程中思想文化、艺术积淀的浓缩，同国旗、国微、国歌一样，是展示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标志与符号。（3月5日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32492）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服，日本的国服是和服，韩国的国服是朝鲜服(韩服)，越南有奥黛，印度有纱丽等。不止亚洲，北欧、东欧诸国，以及所有非洲国家，也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更是视自己的民族服饰为生命。有人说，多灾多难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在国际上能有那么大的政治影响，跟他的特殊装束就有关系。他的衣着，尤其是他那著名的头巾，成了一种符号，成了巴勒斯坦的旗帜。一个国家的国服，以其浓郁的民族风韵或醒目的国家特点，展示着一个国家的魅力。纯粹以西服作为自己“国服”的，大概只有“有家而没有家乡”的美国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却还没有自己的国服，这显然是一件遗憾的事。与美国总共只有二百年多年的历史，没有服饰传统可继承迥异，我国的国服难以确立，是因为作为“衣冠王国”，我们可继承的服饰传统太多。有人认为应该是汉服，有人赞成唐装，也有人认为应该是中山装。的确，中山装在中国流行接近一个世纪，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国服”。但反对者认为，中山装的灵感来源于日本，以此作为国服不妥。 

　　确立中国的国服，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究竟以何种服饰作为国服，确还需要更广泛的探讨。作为国服，不仅要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体现国家与民族的特征，体现国家的精气神、自豪感，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之魂，还应符合时代的需求，达成民众的普遍共识，取得最大公约数。 

　　然而，把确立国服与西装对立起来的观点，却值得商榷。有人提议，对国服要加以制度保障，把国服当作一种“新常态”来推动，工作时间、正式场合首先要着中式正装，引领国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从整个世界来看，确立国服的国家不少，但硬性规定在工作时间、正式场合穿国服的却很少，无论日本，还是韩国，抑或非洲国家。何因？西服本无国界，他的风行，在于他适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国服，更多用于民族传统节日及活动。如此强制，恰恰表明，我们缺乏文化自信，才需要从服装上加以体现。对于这样的偏执，笔者很难苟同。 

　　国服理应是正装，但正装却不仅仅是国服。这样的辩证认识，才是正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并不可取。这也表明，在确立国服上，是必须的，但却不宜操之过急。鼓励多样的设计，让这些设计在市场和民众的口碑检验中，得到更广泛的认同，然后再确立，这才是让人们愿意穿国服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