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传来捷报，在以往发掘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此次祭祀区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新发现的6座坑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大量新出土文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澄清以往古代巴蜀研究的一些迷失，也进一步勾勒了中华先民早年突破地理疆域限制，在多民族交流融合中开拓前行的壮阔历史画卷。

相对于中原广袤平原，巴蜀偏于一隅，向来以山高水远著称。李白曾以“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描述巴蜀偏僻险阻的状况。过去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诸如四川这样的巴蜀地区，文化多半是封闭的，与中原文化没有什么实质联系。如顾颉刚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就认为：“当时的蜀国本和中原没有什么关系，直到春秋战国间才同秦国起了交涉……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

三星堆大规模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是晚期之末起，巴蜀地区与中原间就打破隔绝，开始往来交流，有时还是比较畅通的频繁交流。且不说1986年出于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商代青铜容器，从本次发掘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即可看出，巴蜀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等，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与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有明显的渊源关系；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等，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同类器物存在；各坑大量发现的诸多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古已有之的金器形制及使用传统有颇多相似之处。

如此等等表明，包括古蜀人在内的生活在华夏大地不同区域的中华先民，虽然处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仍以顽强坚韧和勤奋好学的精神，秉持友好交往和互通有无的态度，积极探索和借鉴不同区域的文明成果，以不断提升和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三星堆不同祭祀坑出土的神树、顶尊跪坐人像、大量龙形器物及其纹饰等，则反映巴蜀先人在族类认同、宗教礼仪，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等方面，与华夏其他地区人群虽有区别，却又有颇多相似之处。这无疑确凿说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作为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演绎。

这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整体发掘，采用跨学科联合的科技手段，对近200个出土样品进行碳14测年，解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而这批器物埋藏之前制作、使用、供奉的年代自然更为久远。这不论是对准确考订古代巴蜀文明及历史，还是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伟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建筑、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设施的灿烂古代文明汇聚地。它昭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古蜀文明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到中华文明不同地域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区域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往交流、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古蜀人在文化的互通融汇中又有自己的独到创造，如在接受中原礼器、酒器等铸造技艺的同时，又生产出自身独特造型的祭祀神器，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文化形态。

三星堆遗址大量令人赞叹的丰富文物及祭祀坑多层累积的年代测定，还为如何看待和解读蜀国古史传说提供了新的参照坐标。西晋文学家左思著《蜀都赋》云：“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对于诸如此类的蜀国古史传说描述，尽管并非孤证，后者还见于《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海内经》等典籍，但由于缺乏并无从进行确凿的考订，过去史学家多半持审慎接受态度。

三星堆考古表明，许多古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往往是有一定史实背景的。《大戴礼记·帝系》《史记·夏本纪》均称，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就是说，夏王与蜀王均为颛顼的后代，因而夏文化与蜀文化自应有一定的关联。有趣的是，三星堆发现的陶盉和玉璋，与位于洛阳东部偃师境内的夏文化遗址二里头考古发掘出的盉和玉璋，存在明显彼此交流影响的痕迹。而依据《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包括楚先世在内的所谓祝融八姓也出自颛顼，巴蜀与荆楚之间也不乏联系。这个传说不仅已有若干古文字材料可作参证，也在近些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可见明显痕迹。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容器，显然与湖南、湖北的同类出土品在形制上有渊源；而湖南长沙征集的楚公戈，年代是西周晚期，却富有蜀戈的特色，蜀、楚关系可见一斑。

三星堆考古及探源工程，正在为我们掀开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互学互鉴的神秘面纱，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砥砺同行的演进历程。这是对历史的寻根，也是对今天的启示和未来的展望。中华先民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激励我们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更加精彩的历史华章。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