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国深思“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这一重大问题，并就后疫情时代联合国作用的发挥提出了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及聚焦行动等四点建议。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践行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只开药方，不见疗效。”这句话援引了“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这个典故。这个援引已非首次。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中就提出了“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语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开篇部分。其原文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作”就是“起”的意思，“作而行之”实即“起而行之”。“或坐而论道”与“或作而行之”，连同后面的四个“或”字句，共同构成了邦国之“六职”，即国家之事的六种职掌。而此“六职”，又是基于人们“德能事业”的不同而各自赋予的。其中，“坐而论道”对应“德”，“作而行之”对应“能”，“审曲面执”对应“事”，后三者“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饬力以长地财”及“治丝麻以成之”则对应“业”。《周礼冬官考工记》随后专门强调，“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而“审曲面执”及以下，则分别可谓之“百工”“商旅”“农夫”及“妇功”。

由此可见，原典意义上的“坐而论道”与“起（作）而行之”，对应了彼时治国理政的主体——分别偏重“德”与“能”、“论道”与“行事”的王公与士大夫。“王公”之“坐”与“士大夫”之“作（起）”只是表象，其深层逻辑在于某种朴素意义上的“政务—事务”分工——“政务”的判准在于“论道”，“事务”的判准在于“行事”，职司严明方可施治有序。同时，无论“坐而论道”抑或“起而行之”，对于“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尊崇乃是一以贯之、彻始彻终的。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语义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中西，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与中古社会的一大重要标志，或许便是“行动的人生”（VitaActiva）对于“静观的人生”（VitaContemplativa）的全面取代。“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一是早已从其原初语境之中独立出来，分别指称贬义的“袖手空谈”与褒义的“积极行动”；二是往往两者连用对观，今人已惯用“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表达“行动胜于空谈”的意思。举凡“与其坐以待亡，孰若起而拯之”“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不一而足。

纵览新形势新挑战之下的世界，执迷于“强权即公理”“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信条，搞单边主义、双重标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已是江河日下；而公道、法治与合作的人间正道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孔子尝言：“力行近乎仁。”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具有其明确指向：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是“论道”，而聚焦行动则是“行道”。我们由衷地希望世界各国“论道”“知道”而“行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步。

（作者：孔新峰，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