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西部有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他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初，光一个“大碗茶”就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由此感慨人民群众有无穷创造力，“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中国市场在不断开拓和升级”。

不经意间，“地摊经济”成了两会尾声的一个大热点。据报道，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近日公布的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一时间，公众感受到了对“地摊经济”松绑的信号。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提出建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她建议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的合法地位。

地摊经济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大意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论，在不同城市也面临不同的生存环境。“地摊经济”的放开，分为两种：一是对于已有的街边小店，不用受制于室内空间，可以将生意延伸到路边，在不增加租金支出的情况下，能多做生意，这样的“加法”对于小微店铺而言，很可能是助力其活下去的营养剂；二是对于想要做点小生意的人，由于“地摊经济”门槛低，不用承担店铺租金压力，即便没有资本没有学历，也可以从支个小摊开始“从0到1”的创业尝试。

无论是哪种形式，这些基于街边社区的“小”生意，往往是在洞悉周围人群的需求之后产生的，对于小商贩而言，失败风险比较低，即便判断失误也不会“伤筋动骨”；而对于周边的居民而言，因为“地摊经济”的成本低，大家往往也能得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或服务，只要需求“对接”良好，就能出现“双赢”。

“松绑”带来的好处也已经显现。成都市城管委3月发布新规，“允许临时占道、允许店铺临时越门、允许商贩流动贩卖、允许商场占道促销”，“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能不处罚就不处罚”。据媒体报道，夜间的成都，各种零售、美食“接管”街道，叫卖声、烟火气又回来了。允许地摊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这样的“复活”数据不容小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业优先”的理念贯彻始终，但如何“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如何“切实保障所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助力更多失业人员再就业敢创业”，是考验各级政府的开放性问卷。这其中，放开地摊经济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以往整治“地摊经济”、流动商贩，主要也是因为“地摊经济”经常和“脏乱差”挂钩，小商贩随意占道的行为，影响周边环境和道路出行。所以，要真正让地摊经济有长远发展，需要有政策配合，有环境提升，改变脏乱、无序的痼疾。

这既需要城市管理者拿出更多耐心，像呵护一棵幼苗一样去关心支持，也需要对“地摊经济”本身作出顶层设计，甚至在呈现形态上作出细致考量。比如新加坡的“邻里中心”，提供的都是贴近社区需求的服务，也是一种“地摊经济”，但通过不断的创新改良，多少户可以有一处这样空间会有提前构思，确保便民和规范相融。

越是处于城市末端的小而微的组织和商业存在，越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期待各个城市能够针对“地摊经济”制定出灵活且更具人性化的举措，通过提高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规范提升“地摊经济”，通过“地摊经济”这个支点，撬动社会经济的复苏，让公众在切实的生活中感受到中央“促就业举措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能用尽用”的用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