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曹县青年韩某，明知青岛某超市销售的进口红葡萄酒包装不符合国家标准，分两次购买了2万余元的红葡萄酒，并全程摄像。之后，韩某凭购物凭据及录像视频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十倍索赔。一审败诉后韩某上诉至青岛市中院。最终，青岛中院终审判决超市向韩某支付十倍赔偿金。这份民事判决书引起广泛关注，在网上也获得大量网友的点赞。（7月17日检察日报）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后索赔胜诉，法院终审判决获大量网友点赞，说明职业打假行为客观上符合广大消费者利益。

　　此前，职业打假人索赔败诉的案例出现了不少，一些法院认为，职业打假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平心而论，职业打假确带有一定的“以恶制恶”味道。职业打假人的动机也都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但“浪费司法资源”之说，却值得商榷，司法该不该为不道德的诉讼服务，关键要看诉讼主张是否有法律依据。

　　2014年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报道中提到，青岛中院二审支持韩某索赔，就引用了这一司法解释。

　　但现在，有不少的职业打假索赔都因“非消费者”而被拒绝或驳回，这似乎并不符合2014年的司法解释精神。

　　还有一种说法是，若支持了职业打假行为，则背离了法律规定由相关管理部门行使管理的宗旨，可能导致管理部门管理职权淡化，出现市场管理秩序的混乱。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首先，公民职业打假与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二者间不是一对矛盾，政府部门打假是行政执法行为，职业打假本质属于公民举报或民事法律行为；并且，在现实中，行政管理与群众举报、民事诉讼并行的情况也是一种常态；再者，政府不是万能的，行政监管不可能做到无缝覆盖，民间打假其实是行政监管的有益补充，而非“饮鸩止渴”。职业打假只能是制假售假者的“毒药”，至少是伤害不到消费者。如果说职业打假给行政管理和司法增加了工作量，这种问题首先应归咎于制假售假的泛滥。有一天制假售假销声匿迹，职业打假这个行业自然会随之消失，“浪费行政与司法资源”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职业打假是否在浪费司法资源，讨论这个问题得先看职业打假人借用司法资源后带来的社会效应。如果职业打假行为对制假售假情况毫无触动，而只是达到了其个人营利目的，可能是浪费了司法资源；如果职业打假行为对制假售假确实产生了一定甚至较大的遏制作用，实际上就是司法资源通过支持职业打假而最终服务于社会公益。

　　青岛中院认为，如果不准知情的消费者打假，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知情的消费者不可能打假，而知情的消费者又不准打假，那制假售假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了。如果（知假买假不应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这话，说到广大消费者心坎上了！获得大量网友点赞，一点不奇怪。

　　如何正确执行最高法关于“知假买假”问题的司法解释精神，宜有统一标准，以避免不同地方法院各有判例的情况。（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