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审员”作为保险消费者，在调解理赔争议并投票表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对消费者一方有更多的体谅和理解，但他们和具体案例中的投保者没有利益关系，同时由于基数庞大，不容易受到外在利益因素的干扰，因此能够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

　　针对长期以来困扰保险消费者的“投保容易理赔难”问题，中国保险业最近首次启动“赔审团”调解机制，几千名保险消费者参与调解了两起理赔争议案例。第一起案例中，一名参加蚂蚁保险信美“宝贝守护计划”的家长为7岁女儿投保时未如实告知病情，13天后女孩确诊某病，家长据此申请理赔，5000多名参加上述保险计划的消费者投票表决，76%的“赔审员”选择了“不予理赔”。

　　第二起案例与第一起情节有些类似，但不能认定投保的家长存在故意隐瞒孩子病情的事实，最终9000多名“宝贝守护计划”消费者投票表决，76%的“赔审员”认为应该赔偿。审议结束后，承保方信美相互将10万元赔偿款打入申请人账户，该家长理赔顺利完成。

　　这里的“赔审团”与诉讼制度中的“陪审团”有一字之差，从形式上看，前者也多有借鉴后者之处，但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第一，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员作为普通公民参与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审判，主要是“陪”着法官审判，而不是直接取代法官的作用。保险“赔审团”调解机制中，“赔审员”都是参加投保的消费者，他们不是“陪”着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对理赔争议案例进行审查，而是可以通过阅读病历、医疗检查报告、投保说明书等资料，对是否理赔作出表决。第二，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作出的判决具有法律效力；“赔审团”参与调解理赔争议并做出表决结果，保险消费者和保险公司如果不接受，还有进一步申请救济和解决的渠道，包括向法院提起诉讼。

　　专家认为，蚂蚁保险平台探索的这种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理赔争议的解决机制，让普通保险消费者有机会参与保险理赔过程，并在投票中、在情与理之间更客观地寻找恰当的结果，让消费者获得更为平等的话语权，有助于更好地平衡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利益，纠正保险公司“说了算”的理赔偏向。尽管“赔审员”都是投保的消费者，他们在调解理赔争议并投票表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对保险消费者一方有更多的体谅和理解，但他们和具体案例中的投保者没有利益关系，同时由于基数庞大，不容易受到外在利益因素的干扰，因此能够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

　　从实际情况看，蚂蚁保险信美“赔审团”最近进行的两次表决，否决了第一起案例中消费者的理赔申请，支持了第二起案例中消费者的理赔申请，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赔审团”调解机制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缘起于调解保险理赔争议的“赔审团”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可以探索推广。比如，我国医患纠纷调解处理长期处于医方相对强势、患者相对弱势的格局，从主要由医学专业机构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到一些地方组建的包括主管部门、医疗机构、法律人士、基层组织、患者在内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格局。如果尝试“赔审团”调解机制，在广大患者（及家属）中遴选热心公益和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赔审员”，由“赔审员”投票对医患纠纷处理作出决定，可以更多地体现对患者一方的体谅和理解，有利于在医患纠纷处理中实现公平正义。

　　当然，与保险理赔争议一样，医疗纠纷处理如果尝试“赔审团”调解机制，其决定只是代表一个调解的结果，任何一方如果对此不认同，还有进一步申请救济和解决的渠道，包括申请现有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进行调解，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推进司法民主，实现司法公正，相应地，保险理赔争议、医患纠纷、劳动争议等领域探索“赔审团”调解机制，应当有利于这些领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劳动者的权益，有利于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推进社会民主，实现社会公正。（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