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文化。这一战略文化力斥强权与霸道，以重道尚义为价值取向，提出“慎战”与“重战”交互为用的国防理念，主张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讲求谋略，强调实力是制胜的基础。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核心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主义情怀与卓越政治智慧。

　　重道尚义，以德立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道尚义、以德立国的处世之道，认为暴力、强权绝非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各国在处理邦交关系上应遵循亲仁善邻的和平之道。在中华文化中，穷兵黩武一向被斥为“霸道”。先秦诸子对于治国之道虽各持己见，但对于“霸道”则同声谴责，其中儒、墨两家的“非战”思想就是反对“霸道”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王朝的邦交之道大多以道义德教为价值取向，倡导“怀远以德，不闻以兵”的和平外交原则。在边疆治理中，倡导修德安民，将开边垦殖、互市交流、融合发展作为治边要务，致力于营造祥和安宁的周边环境。

　　慎战重战，和平永续。中国自古疆域辽阔，强邻代兴，周边扰攘从未曾停息。面对险恶的地缘环境，中华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震慑强敌、维护和平。面对来自周边的安全威胁，我国古代先哲提出了“慎战”“重战”交互为用的策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慎战观，即以高度理性、审慎的态度对待战争。慎战观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摈斥“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好战之举；慎战观倡导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积极国防理念，深刻阐释了慎战与重战、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将慎战观落实到国家治理之中，就是要知战、备战。知战是指深入研究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战争的内在规律、战与和的利害得失；备战则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战争常备不懈，以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

　　贵谋尚计，不战而胜。中国古代兵家谈论战事，大都以禁暴止战为旨归，强调师以义动，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以谋取胜”。例如，《六韬》倡导“文伐”，《孙子》主张“谋攻”。这种贵谋尚计的思想成为后世筹划战守的圭臬。总体来看，中国古代谋略运用的精髓可以归纳为：道胜为上、政胜为本、柔胜为用。所谓“道胜为上”，是指道义的优胜是谋略运作的最高目标。“道胜”要求体现军事行动的道义合法性，取得以德服人、海内归心的效果。所谓“政胜为本”，是指政治目标、政治谋略是战略谋划的主体与核心，政略的实质是有效整合、充分利用诸如时势、人心、民情、道义、邦交等政治资源，使之发挥最大战略效能。所谓“柔胜为用”，是指以间接、迂回、柔性的方式赢得胜利。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通过运用国家软实力达到战略目标，实现不战而胜的战略效果。

　　实力为本，造势任势。在中国古代战略理论中，实力是克敌制胜的物质基础。先秦诸子谈论国防之道时，大多将国力放在重要位置。例如，《管子》的“为兵之数，存乎聚财”，《商君书》的“农战”论等，都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实力是制胜之基，依托实力形成战略优势，进而转化为胜势，是战略谋划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谋略就是善用力、巧用力，实现未战先胜的“形胜”。实现“形胜”，首先要“聚力”，然后要“造势”与“任势”。“聚力”就是厚植国力，聚合一切有利因素，形成对敌斗争的压倒性优势。所谓“造势”，即依托自身强大的实力，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局势，以威慑、压制并最终战胜对手。所谓“任势”，是指将客观的物质力量与主观的谋略运作有机结合，将固定的、静态的力量转化为动态的威势，进而赢得胜利。历史证明，正义的力量并不能自动战胜邪恶，惟有通过“任势”，依托强大的实力、发挥正义的力量，才能禁暴止乱、实现和平。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