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网上给父亲买了箱酒。打开一尝，父亲眉头一皱，“假的”。网购买到假货不是新鲜事，甚至有消费者觉得这是“正常的事”。假货无所不包、层出不穷，从简单的鞋、包、衣，到大一点的电器、家具，只有想不到的，没有造不出的。

　　假货像风像雨像雾霾，执法部门重视了，打击一阵，就少了，过一段时间，抓得松了，又死灰复燃，而且制造假货呈现出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

　　笔者一个朋友在一大型购物网站专职打假。他的体会是：“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的人累死，消费者哭死，违法犯罪的人爽死。”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网站打假成本高、司法机构执法成本高，只有造假售假者成本低。

　　据媒体报道，阿里巴巴有2000人的防假打假团队。2016年投入10亿元，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但能够确认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判实刑者仅仅10人。数据虽不具代表性，但已能说明打假成本之高了。

　　其实，每一次判罚都是一场法治教育。不管什么原因，当法律的筛子过宽、眼口过粗，当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违法犯罪者得不到应有惩罚，就无法形成强大震慑力，就容易形成破窗效应。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酒驾拘留、醉驾入刑，彻底刹住了酒驾、醉驾之风，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只有制假售假链条上的每一个违法者都受到应有处罚时，假货才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打假要见效，只有加大惩治力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违法成本上去了，社会的运行成本才能降下来。从更高层面上说，法律有尊严，才能让人敬畏，社会才会向更高层面的公平迈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22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