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即将于3月1日起实施的《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对责任人如何追偿进行了细化规定。 

　　这是一部创新突破的地方法规。其新颖之处在于，“对责任人如何追偿进行了细化规定”。尽管《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数种情形的国家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但却失之于“抽象”。

　　“全部”倒好理解，是多少就多少，“部分”的规定又如何执行呢？

　　从该地方法规看，追偿比例根据违法性质、损害后果以及被追偿人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办法提出，追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国家赔偿涉及2个以上责任人的，分别确定追偿比例和追偿金额，合计追偿总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国家赔偿费用。由此明确了“追偿依据”、“追偿标准”以及“追偿责任区分”等三项重要的国家赔偿追偿原则。

　　根据“追偿依据”，具体对责任人追偿多少，不能凭借主办机关或承办人员的“一厢情愿”，而是必须考量“违法性质、损害后果以及被追偿人过错程度”等客观因素。对于冤假错案的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且责任人出现严重过错的，便应当承担更多的追偿比例；反之，就应当减少追偿比例，乃至不承担责任。由此，有利于防止职能部门的“任性操作”，甚至是“暗箱操作”。

　　“追偿标准”的制定，则与国家赔偿法计算赔偿金的规定一脉相承，其以国家统计部门每年出台的“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基准点”，“倍数”也更加契合当地实情。同时，设置了追偿的上限“天花板”，而不是“漫无边界”地压责，有利于该《办法》“接地气”，能被更好地执行到位。

　　再看“追偿责任区分”原则，办法明确了对存在多个责任人情形下进行追偿的操作原则，“分别确定”以及“追偿总额”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相统一，也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此，便从有形制度的角度，为“部分”锁定了“边界”，而更加“具体化”的规定，也将更加方便在司法实践中执行。

　　通过地方立法，更体现了国家追责的“严肃态度”。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被平反，包括赵作海、钱仁凤、聂树斌等蒙冤入狱的当事人或其亲属，经过法定的国家赔偿程序，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赔偿金。然而，在对冤假错案“始作俑者”的问责上，还颇有一些不尽如人意。

　　至少，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现实中还鲜有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之前存在办案过错，在国家赔偿之后被“追偿”负责的事例。而浙江省的地方“量化”规定，则意味着任何以规定不明为由的“打马虎眼”，势必难以“瞒天过海”。

　　浙江的“破冰”之举，折射出当前国家赔偿制度需要完善之处，也反映出当前对法律“亡羊补牢”的急迫需求。不妨以此为契机，借鉴浙江地方立法经验，通过加速上位立法，对“追偿比例”等作出明确，让司法正义体现在每一处细节。（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