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利弊。《梦溪笔谈》载录：“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当从业者不必对自个行为结果负责时，趋名逐利的本性就会占据上风，职业倦怠就会成为日常，所以从前的校书官才会多不尽责，拿本旧书，用墨汁故意涂抹一字，再把被涂掉的字写在旁边，用以应付日常工作。此谓“墨漫字”，也谓“墨浸字”。怎么办呢？《梦溪笔谈》记下了其时的解决之道：“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实际上就是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设置编校局，规定只能用红色墨水笔将需要改正的字圈出来，并在卷末写上校书官的姓名，让其对结果负责。

校雠司务，古已有之。西汉时官方专置“兰台令”负责校书正字，但至唐末仍以“手自刊校”为主，《旧唐书·韦述》所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即为一例。迄至宋时，活字印刷术普遍使用，公私出版物铺天盖地，校对圈里的偷懒行为也由个案几乎成为“潜规则”。是故，“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编校局（《梦溪笔谈》）”，并明确若干规定，“不恤职事”遂得正解。以朱围之，且称“圈红”。这由涂到圈的改变，防治了歪风邪气，完善了制度机制。

校书正字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抛开枯燥乏味不说，即便履职尽责，但囿于能力水平，难免也有“未发现”甚至“误勘”之处。又该怎么办呢？《梦溪笔谈》记载了宋绶一则趣事，说他在校一本书时，校了三四次，还有错漏，因而“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缪。”宋绶是北宋著名学者，《宋史·宋绶传》记载他“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如此大咖，三四校后犹有脱缪，看来惟有扫尘一般反复勘校，方是正道。从一校到多校，也是个改变，难在坚持、贵在自觉。或许“校书如扫尘”成为校对领域至理名言、价值追求的原因恰在于此吧。

利国惠民之变是进步的创新。从“漫字”“浸字”到“圈字”是自上而下的改变，由初校至复校是个体自我的改变，前者形成了制度安排，后者树立了道德规范。毋庸置疑，大宋出版业能够兴盛繁荣，这些正向的约束和引导功不可没，以此推及其文化艺术成果也有重要关联。

同是改变，沾染了私心就会变味变质。《梦溪笔谈》也有这样的记载：“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建议者得利与否，姑且不论，单就“可得良材数十万”而言，讨好之嫌已难推脱。而杭帅作为决断者就显得有些愚蠢了，既不考虑前人置桩的用意，也未发现滉柱削浪促淤、缓冲固堤的作用，甚至连浸蚀已久之木是否可用也不实地察看，其“以为然”的结果换来的是朽败之木和石堤岁岁摧决，可谓一己私利祸害了一方百姓。

堤决致患，必然治理。在杜伟长为转运使时，有人献策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所有水工都认为这个办法简便可行，只有一个老水工“以为不然”，他私下对工友们说，“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工友们贪图自己利益，都跟着老水工附和。杜伟长没有察觉其中的阴谋，“费以巨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显然，老水工是故意摆明“利害关系”，通过众人之舌实现“保障衣食”的私欲，虽然可怜可气，但作为转运使却不调查、不验证、不思变，更为可恼可恨。所以，只有主政者造福一方、从业者济人利物的改变，方才变得好、变得有价值。否则，危害了社会，“正不知伊于胡底呢”。

而就社会整体来说，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和自下而上的民意响应，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堪称美好。为此美好而改变，恰是德之所在、力之根本。《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正是如此，《大学》进而又讲，对于“日新”“惟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宋朝经学家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解释说，《盘铭》之新是新德，《康诰》之新是新民，《诗》之新是新天命。其实，改变并无你我之别，古人“日新其德”的精神要得，做与时俱进的“新民”更要得；让改变成为个体分内之事是篇大文章，而让美美与共的改变成为普遍的追求更是个大道理！（徐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