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少不了与数字打交道。数字反映着实际情况，是判断形势和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调查研究时，邓小平同志一直有“问数字”“爱算账”的习惯，这个调研方法值得大力提倡和学习。

1958年2月，邓小平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当听到一个社员说每年能分得600多斤粮时，当即指出，“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在这次调查中，他还发现有些地方虚报数字，回京后专门在会上作了通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深入各地考察，反复计算分析、校正预期数据，通过“算账”为“翻两番”战略决策提供依据。这些“账”，事关重大、影响深远。

江苏干群有幸见证邓小平的调研风格。1983年2月，邓小平专程来到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查研究，实地了解“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样子。在苏州，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又问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后的社会面貌，江苏省委负责同志作了具体汇报。一路上看发展、问数字、细算账，邓小平进一步坚定了“翻两番”“达小康”的信心。他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邓小平的这句调研心得启发人们，调查研究要对“数字”保持敏感。一方面，数字会“说话”，一个地方发展得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领导干部通过实地调研走访获得相关数据，就能对基本情况有所掌握。另一方面，数字也可能“说假话”，对决策造成误导，对此领导干部更应当保持警惕、注意核验，如有故意造假，还要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着力维护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还原度”。

数字里还藏着“发展密码”“幸福密码”。重视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表象揭示本质，往往就能找到破解难题的“密码”。本报曾刊发报道《他们，留下这样做调查研究的好传统》。文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昆山的领导干部通过深入分析各项发展数据，大胆作出由依靠农业向发展工业转型的决策，一举摘掉市内“小六子”的帽子，连续10多年稳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现在回头看，“昆山之路”就是一个善于通过分析数据解码发展之道的生动案例。

保持对“数字”的敏感，考验着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在调查研究中，面对一堆看似孤立的数字，领导干部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作出分析和判断；听闻成串“看起来挺美”的数字，领导干部需要用经验比较、跟基层核对，校正“数据偏差”；对有些事关发展和民生的“普通数据”，领导干部同样可以认真分析，从中读出“弦外音”、挖出“附加值”……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对海量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使用，已然成为现代治理的有力手段和重要依据。新形势下，重视数字“算好账”，仍然是领导干部搞好调研、干好工作的一项基本功。（左中甫 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