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上海地方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聚焦关注补课费用加重家庭负担的现象。据调查，上海当地有84.15%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记者采访发现，上海、北京、沈阳等城市，除了数学、英语撑起补课大梁，如今的补课门类丰富多样，几乎每门功课都有庞大的补课群体，积少成多，在分割孩子空暇时间的同时，更为家庭经济负担层层加码。而以出国留学等为目标的补课费用更是惊人。（《半月谈》2月25日）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教育学会提供的数据，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而这一数据显然还没有纳入出国留学的培训、辅导支出。

　　而今，在直辖市、省会城市，一门课程的每年、每学期辅导费用，动辄数千元甚至过万、几万元。如果孩子参加多门课程的辅导，一年下来的辅导费用支出很可能会超出除去生活费以外的家庭所有收入结余。补课费用给这些城市的普通收入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这确实是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一谈到补课热加剧了家庭支出负担，很多专家就会建言限制课外辅导产业的发展，将课外辅导定义为既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支出负担，又不会带来任何收益的项目，劝说学生家庭放弃这方面选择。这种建议的出发点是为了给孩子和家庭减轻负担，但家长却不买账，因为无论是学生个体的经验，还是基于学生家长的阅历观察，课外辅导绝不能说是毫无作用的。

　　与学校课程相衔接的有关课外辅导项目，就包括提高班、尖子班、精英班、培优班、强化班。不同的辅导班，面向的对象不同，还会根据培训对象进行差异化的辅导，最后以培训对象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提升为依据，提高课外辅导的续约率。课外辅导行业虽然不存在很高的准入门槛，但培训质量和学生、家长的口碑，对于培训企业提高培训课程的吸引力、增加签约率和续约率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教育专家为了给孩子减负，将课外辅导进行接近于妖魔化的评价，非但没能达成劝说效果，相反还使得自己的主张，无法被学生和家长接纳。

　　那么，能否通过限制课外辅导产业的发展、提高进入门槛，甚至限制辅导价格，来使得补课热降温呢？如果出台限制辅导产业的政策，提高了门槛，事实上只能起到让现有的辅导机构，因竞争的降低而变得更加紧俏。而限价显然只会让家长缴纳的补课费用，从“明交”变成得不到收据和发票的“暗交”，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旦发生辅导机构“跑路”，家长缴纳的巨额费用相比现在将更难追回。

　　应当看到的是，之所以会形成补课热、课外辅导热，主要源自学校教育体系的供给，无法满足学生、家长需求。要在承认课外辅导作用的前提下，将课外辅导机构所能起到的作用，通过加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方式，转移由学校、课堂、教师来提供。

　　一方面，各地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放学时间大大早于各类用工单位的下班时间，课外辅导机构就可以兼而发挥托管和辅导的双重作用。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试行放学后的课内托管，这项举措很好的满足了学生家庭的需求，也开始产生让辅导降温的效果。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里，国内一线城市到普通地级城市，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城市聚集人口增加，但中小学公办学校的配置水平则要滞后得多。很多家庭无法将孩子送入就近学校入读。而城区里不同公办学校之间的办学水平差距，即人们常说的名校与非名校的差距，也并没有像各地教育部门所宣称的那样，被名校减少。孩子被送入名校，这类学校的班额通常较大，教师很难做到像课外辅导机构的培训老师那样，对于孩子进行个体化的、针对性的指导提升。而被送入非名校学习的孩子，家长为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心，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忧虑不能简单化的概括为杞人忧天。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要让补课热、课外辅导热降温，就必须做到根据城市化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口聚集的特点，加大基础教育资源和设施配置，提高教育待遇以确保新建、扩建学校拥有高水平师资。只有让城市中的名校与非名校的差距被真正缩小，教师拥有更好的待遇，有足够的时间、热情来帮助所教学生实现个体化、有针对性的发展，才会从根本上清除家长的焦虑，大部分学生也将不必通过寻求课外辅导就可以做到跟上学业。（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