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凌晨，张某酒后开车回家，途中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人力三轮车，致三轮车主擦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经血样检验，张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9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而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认真审查案件后，认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12月11日《人民日报》）

　　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后驾驶已经被列为车祸致死的主要原因。在中国，酒后驾车也已成为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每年由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达数万起，其中，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中50%以上都与酒后驾车有关。基于酒驾所带来的巨大安全危害，醉驾入刑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争议，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写入刑法，最终由社会呼声成为法律事实。

　　酒驾导致交通事故高发，将其入刑有助于提升法律的震慑力，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都有入刑的必要。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醉驾入刑”5年多来，全国发生涉及酒驾、醉驾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18%和18.3%，从一些省市的情况看，酒驾醉驾查处数量已经出现逐年下降或相对平稳趋势。

　　乱象用重典，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法治原则。不过，如果一律讲求高举高打则会导致刑罚的滥用，并降低法律本身的效用。2016年，上海交警总队日前公布的一组数字出人意料。五年来，交警查处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并没有明显减少。之所以如此，既跟酒驾的成因相对复杂，比如国内酒文化根深蒂固，需要开展持之以懈的移风易俗，也跟刑罚的过于严苛，加大了司法成本的投入有很大的关系。刑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教育，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实现效果的最优化。对轻微犯罪分子采取相对宽松的方式，往往能更好的激发内心的耻感，从而达到惩戒与教育的初衷。

　　造成酒驾的原因很多，既有主观性原因也有客观性因素，在社会危害性上也有巨大的差异性，若存在主观性故意又造成了重大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理应加大刑罚以起到惩戒作用。相反，若是存在客观性无意而造成的后果轻微，则可以用社区矫正或者做公益的方式给予替代，让其最终免于刑罚。行刑社会化是刑罚的一种国际化潮流，也是体现非监禁的行刑方式的趋势，对犯罪性质轻微、危害相对较轻的犯罪分子，采取社区矫正或者罚做公益的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管理与教育的效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从具体量刑的角度来说，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张某醉驾犯罪行为用采取社区服务的方式替代，是对刑罚宽严相济的原则具体实践，其做法值得充分肯定。

　　公众之所以对此处理方式给予质疑，一是刑罚社会化矫正还属于新鲜事物，尚未能获得广泛性的群体认同，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二是基于对宽严相济弹性空间过大下，司法公正度的担忧，甚至有“买刑”的怀疑。然而，实行宽严相济的原则，不但是司法政策的调整，更是从重打击向重治理的转变，并最终实现更有水平、更有质量、更加人性化的法治之路。（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