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2月3日《人民日报》） 

　　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一些高龄夫妇也想拥有二孩，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有个别幸运怀上并生下健康孩子，都是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但并不代表每对夫妇都那么幸运。随着年龄的增加，精子和卵子的质量都显然下降，怀孕的几率减少，畸形胎儿发生率会达到8%—15%，还会增加各种先天性疾病，这无疑给家庭在经济精神上带来很大压力，也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一些“有知人士”嗅觉到其中的商业利益，巨额利益面前，钻了法律空隙，让这一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代孕形成完整产业链。但其有违伦理道德，也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只能暗地里进行，而这不靠谱的做法，注定更多隐患和纠纷产生。 

　　不仅仅是高龄人群，对于生理存在缺陷的合法婚姻关系，久婚不孕的夫妇，失独家庭的高龄夫妇，他们有着共同的渴求，也遭受着同样尴尬境地。采用辅助生育技术虽然对不孕不育患者带来福音，但由于老化的子宫和不再具有活力的体质，会让高龄孕妇产生很多并发症，在此语境下，代孕应运而生。 

　　一方面是不孕不育有着二孩的渴求，一方面是法律禁止以及有违伦理，如何在二者有个巧妙的契合点，是个社会难题，也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远见。法律禁止代孕，但不一定不可以讨论。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法律也要与时俱进，进行人性化设计，才能让我们敬畏法律规则。 

　　代孕是个老话题，但依然是个敏感话题，它涉及法律和伦理。面对现实迫切需求，不妨适当放开代孕，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跟随，正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国内知名医学者王一方所言，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