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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之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 提升绿色发展满意度
2020-07-13 17:27:00  来源:现代服务业智库  作者:张为付 方国昌 王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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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然而,经济增长的旧动力逐渐消退,新动力还未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约束已然趋紧。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200个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15.5亿吨,贮存量近40%;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8.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比重过半,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可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尚未完成脱钩。经济要增长、资源要节约、环境要改善,三重压力之下,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格外强烈。

一、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主体性

从内涵上看,绿色发展是指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相较而言,绿色发展更具广泛性,除了实现一般意义上可持续的发展,还要求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生态化、绿色化。从构成上看,绿色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因素协同推进,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交叉影响,使得整个绿色发展系统处于相互制约、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之中。

然而,上述四个方面只是客观维度的反映,未能体现人的主体性。生态经济学指出,忽视了福利的经济系统,无异于一台将物质、资源转化为废弃物的呆滞机器。与之相呼应,边际主义学派认为物品的价值来源于稀缺性和效用。效用产生于人对物品满足自己欲望的估价,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完备的绿色发展应致力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和社会福利的综合协调。在学术研究中,公众满意度常常被作为社会福利状况的度量。

二、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体系

不可置否,绿色发展系统内部要素纷繁复杂,试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并结合一般方法来反映绿色发展水平的结果显得有失偏颇。有限的指标对于整个绿色发展系统来说是“小样本、贫信息”的。我们需要在这种不完全信息系统中提取有价值的成分,实现对系统行为及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在表1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择公众满意度为参考序列,其他三级指标按变异系数法测度的权重合成到一级指标作为比较序列。关联序列的设定形式解释了关联度的内涵,即关联度越大,该指标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力越大,反之越小。找出对满意度影响力大的指标,有助于决策者筛选出助推绿色发展的核心指标及指标的最佳阈值,从而使公众更满意、发展更持续。

图1显示了2003 - 2017年长三角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力趋势。可以看出,人口对满意度的影响力在2011年左右出现转折。在此之前,我国正经历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期,人口还未成为影响公众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此后,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独生子女一代养老压力凸显,人口因素开始成为公众衡量生活满意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资源对满意度的影响力较为稳定,可能的原因是长三角地区资源供给充足,公众不必担心资源短缺问题。如果我们关注2017年这一节点,可以发现资源和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力更有可能在未来走高((b)和(c)中红色虚线圈出部分)。

囿于数据可得性,我们暂时无法描绘“十三五”规划最后三年中长三角地区的绿色发展态势。但是依托历史数据和合理工具,仍然可以预测未来三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四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力。如图2所示,除了环境以外的其余三个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力呈现稳定不变或递增的趋势,说明按照既有路径发展下去,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小。然而,这一结果不符合期望。考虑4种情况,假设影响力增强,①环境改善,满意度提高,②环境恶化,满意度下降;假设影响力削弱,③环境改善,满意度不会相应提高,④环境恶化,满意度不会相应降低。根据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靠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再可行,因此排除情况②和④。此外,公众满意度上升是绿色发展的内涵之一,因此不能放任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力减弱(排除③),而应该采取措施使影响力增强。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指标(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作进一步讨论。

通过对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设定不同年增长率,以充分模拟该指标(环境因素)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力。由数据资料可知,过去15年间增长率最高为78.49%,考虑到该项指标在未来几年不会出现负增长,因此设定增长率变化区间为0 - 150%,再将每一增长率对应的3年预测值取平均(图3)。可以发现,当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年增长率在15%左右时,环境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力最低。当年增长率小于或大于15%这一阈值时,影响力走出低谷,形成“J”曲线,这意味着越高的污染治理投资将引致越高的公众满意度,而满意度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观要素,将进一步引致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这里仅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为例,其他指标可类似分析,不再赘述。

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发展对策

在绿色发展框架下,人民满意度是社会福利状况的代理指标,它反映绿色发展在公众心目中的认可度,同时也内生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从间接影响路径看,研究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是在人口发展方面。以别国为鉴,在老龄化尚未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之前,提高生育率以充实劳动力后备力量;提高现有劳动年龄人口素质,尤其要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教育转型问题,将人口大省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重视青少年软技能(自制力、注意力、认知能力等)的培养,完善各种配套政策制度,激发青少年学习动力。

二是在资源利用方面。节能减排的基调应贯穿始终,优化能源结构,加快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进度;推动政策、资金向绿色产业倾斜,鼓励企业大幅提高绿色高端产品的供给比例,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性并差异化执行,避免企业重复无谓投资。

三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继续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成投资力度,作用机制为污染治理方面投入的资金越多,按照平均治理效率可推算出工业污染的治理效果就越好;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城乡广泛宣传落实垃圾源头分类工作,以减少无害化处理前分拣阶段的资源消耗。

天更蓝、水更清,人民满意度越高,绿色发展绩效越好。

(作者: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方国昌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王庆玲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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