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万里长江，似巨龙，自雪山而来，由北而南，穿梭于羌藏滇黔峰峦之间；忽又东折入川，汇纳巴蜀众江，挟活水冲决千山万壑，迎来“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后流经吴越繁华沿线，终倾入东海不复回。壮美长江，又如生命摇篮，藉丰厚沃土，涵千类生态，育万种生物，滋养着世代中华儿女；于今朝，东部长三角一体化腾飞，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西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勃兴，更加生机勃发、气象万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大江上下，登大坝、乘江船、访农家……一次次深情眺望，一句句殷切叮嘱，一项项深远谋划，情牵母亲河保护，指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提示我们，要带着赤诚而深沉的文化情怀守护这条涵养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母亲河。

浩荡长江，构成了半部中华文明史。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言：“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长江作为干流长度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大河，地处的亚热带北沿，恰在北纬30度线附近，这被世界文明研究界誉为“人类文明发生线”。此线横贯孕育了四大文明的几条河流：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以及辽阔的长江。长江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西部的青藏高原将来自太平洋的温暖湿润东南季风挡在东面，沿线降雨可谓丰沛，全流域年均降水量达1000毫米左右，充足降水与丰富热能使其兼有文明发展的两大条件。由此文明在大江沿线次第展开，循着三星堆文化1—4期，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序列演进。其中良渚古城遗址印证了彼时中国已迈入文明的门槛，三星堆遗址则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

磅礴长江，孕育了多彩中华文化史。长江文明由流域内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所塑造，自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羌藏、滇黔、巴蜀、荆楚、湖湘、赣皖和吴越等文化各具特色，亦不断交融互促，不仅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辐射域外，为中华文化圈的构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的长江源头区域早在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生产生活，长江流域青海段涉及区域共计有文物资源546处，证明早期人类1万年前开始登上高原，拓展生存空间；再如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实证了三峡地区百万年的人类史；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以其出土的1100余件高规格玉器和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壳留存，诉说着一个长江下游远古文明的久远故事。

绵延长江，书写了恢宏古今中国史。众所周知，综观中国历史，很长一段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高于长江流域的。然而，自东汉末年始，随着众多因素的叠加，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渐趋南移，长江的地位愈益凸显。人口的北来、技术的引入，自然刺激了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大发展，从南宋中期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之谚语到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足以证明南方已渐执全国经济之牛耳。随着南迁人流而来的，还有文化。科举取士的南北方比重至宋代开始易置，至明清，长江一线的士子们更是遥遥领先；自宋以来，陆九渊、朱熹、张栻、叶适、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学术贤达前后相继，楷模辈出。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更是领风气之先。

举目全球，人类沿河而居，城市因河而建，文明伴河而生，文化由河而兴。大河文明之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历代无论各国城市如何兴衰，文明的发展总像江水般川流不息。进入21世纪，人类将面临诸多新旧挑战，我们要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与永续，必须共同关注大河流域人居环境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文化问题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守护水脉，即意味着延续文脉，愿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续写“巨海一边静，长江万里清”之壮美篇章。

（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