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这充分凸显了扶贫工作长期以来在我国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提出与实施，都充分展现出我国扶贫脱贫的伟大实践。“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小康”“不获全胜、绝不收兵”，2013年“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出台和发布的扶贫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达100多个，驻村帮扶责任人超1000万，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达1000多万……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语重心长的系列讲话以及一系列数据背后，更是内隐着千千万万个既鲜活又动人的中国扶贫故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不仅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更为世界树立了标杆。改革开放40余年乃至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反贫困实践，不仅是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全球扶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成绩、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优势。
中国反贫困实践的国际贡献
首先，中国反贫困为国际扶贫贡献了中国成绩。改革开放以来，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农民人均纯收入年2300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近7.4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近9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截至2020年11月23日，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反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给出这样的评价：“过去十年，中国为全球减贫做出了最大贡献。”另一方面，除了取得国内反贫困的世界奇迹之外，通过人、财、物的国际援助，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累计大约向1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援助资金4000多亿元，开展各类援外项目5000余个，提供60多万援助人员，为其他国家提供1200多万人次的国际培训，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国际帮助。
其次，中国反贫困为国际扶贫贡献了中国方案。在中国扶贫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系统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通过贫困村的识别、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实施精准扶贫，不仅解决了“扶持谁”和“扶真贫”的问题，而且提高了扶贫精准率和扶贫效率。二是通过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机关、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一线帮扶，解决了“谁来扶”的问题。三是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解决了“怎么扶”的问题。四是通过制定并严格执行贫困人口、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镇、贫困县退出标准和具体程序，不仅解决了“如何退”的问题，而且为“真扶贫”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中国反贫困为国际扶贫提供了中国经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乡和区域差距不断缩小，但中国国情依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仍呈现不平衡的典型特征。就贫困分布来看，我国的贫困特征由以往的块状特征转为了点状贫困，而且点与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甚至是贫困县内部存在着显著差别，这也决定了我国扶贫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多元化模式提升扶贫效应
也正因如此，我国扶贫工作因地制宜，采取了具体的多元化手段，并充分发挥相互间的协同效应、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
一是产业扶贫。这一方式主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为贫困个体提供就业机会和产业载体，促进贫困人口、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的协同发展，最终为贫困地区提供产业动力，实现自身的内生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所涌现出的“特色养殖”“传统手工业”“现代乡村旅游”“特色小镇”等都是产业扶贫的具体表现。
二是劳务输出扶贫。这一方式主要通过将劳务输出上升到一定的战略高度，以就业为导向，以多种措施、多种渠道促进就业缓解贫困：输出地与输入地对口搭建就业平台，直接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就业信息，鼓励并组织劳务有序流动，减少劳动力盲目流动，提高就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重视劳务输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就业层次和就业水平；增加对贫困地区劳务输出和就业专业基金投入，对劳动力流动的交通成本进行补贴，降低流动成本，提高流动收益；加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社会关注和社会保障服务，解决劳务输出的后顾之忧；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提升劳务输出的扩散效应和外溢效应。
三是健康扶贫。主要通过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努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具体包括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给予财政补贴或政策倾斜、加大农村贫困残疾人康复服务和医疗救助力度、建立贫困人口健康卡等措施，让贫困人口能够“看得上病、方便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防得住病”，降低和预防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概率和潜在风险。
四是教育扶贫。即通过增加对贫困人口、贫困家庭、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和扶持力度，使得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获得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进而提升其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教育扶贫具体包括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学前教育普及计划、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计划、高中阶段普及计划、家庭困难学生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杂费免除计划等。值得强调的是，教育扶贫不仅有助于转变当下贫困人群“等、靠、要”的传统观念，由“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营造扶贫扶智扶志的良好氛围，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五是资产收益扶贫。主要是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项目建设，转变为资产后所带来的持续的、长效的扶贫经济收益。这里的资产可以包括自然资源、公共资金和资产、权益资本或股权，涉及的项目涵盖农业、养殖业、光伏产业、水电、乡村旅游业等领域。资产可以采用委托——代理模式，由贫困村集体、合作社或其他经营主体统一经营，贫困村和贫困户按照股本或特定比例获得相应的经营收益。这一扶贫方式尤其针对自主创收能力受限甚至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六是生态保护扶贫。这一方式主要将扶贫工作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包括重大生态工程向贫困地区进行项目和资金倾斜、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推动贫困人口转为生态保护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开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十点等措施。
七是社会保障兜底扶贫。这一方式主要针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如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残疾人、文化水平偏低又缺乏就业技能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兜底制度，主要承担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中间制度，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贫困地区人口脱贫具有有效的责任分担作用。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改善制度，促进社会资源再分配，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总的来说，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减贫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党的领导是贫困治理根本保障
中国在国际反贫困实践中彰显制度优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将我国扶贫开发之路概括为具有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为特色的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这五大特色中的任何一方面均要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这也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最大优势。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务院早在1986年组建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确立减贫责任和领导机制，承担了扶贫开发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中央扶贫资金分配计划的审定、调查研究和工作考核的主持、扶贫开发重大战略政策措施的顶层设计等，确保全国扶贫工作的一盘棋；从中观层面来看，在中央领导、统筹和指导的基础上，各省（区、市）相继签订扶贫责任书，先后出台脱贫攻坚的相关政策文件，并压实市、县乃至乡镇各级政府的具体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具体通过省级、地市级、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以及省级、地市级、县级扶贫办的组建进行统一领导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扶贫开发实行的是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从微观层面来看，上至国家高层领导人，下至扶贫工作组、扶贫工作队以及每年近百万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如驻村第一书记），再到专业部门、行业部门和社会力量分工协作，形成了科学、合理、有效的微观扶贫治理体系。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的全面领导构成了我国扶贫开发的最大亮点，也是贫困治理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国际扶贫事业中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与政策研究”（批准号：18BJL12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感谢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经济学专业TMPP教学团队”（苏教师函﹝2020﹞10号）、江苏高校一流本科专业（经济学专业）的资助】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澄园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