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到今年《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最后一课》，我非常享受整个创作过程。短片有短片的架构，创作者要在大主题下，找到一个适合表达和自己擅长的故事。短片又像是长片的梗概，循着线索，可以交织构建更宏阔的故事，释放了观众和创作者的想象空间。

做演员时，我常把自己带入角色。作为导演，我此前也总是从自己的生活中找故事，这其实都是一种“内观”。《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的创作，让我拥有了“外观”的角度，仿佛在用第三人称讲故事，《夺冠》中是个孩子，《最后一课》中是位老师，这种视角的开拓，让我对创作有了更多思考。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我一直活跃在戏剧舞台上。我很喜欢喜剧，在台上用一个包袱把观众逗乐了，会让自己瞬间获得满足感。现在，我不满足于仅仅获得笑声，更在乎观众观影离场时的感受。我希望这其中有温暖、感动和值得回味的东西。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后，我们都会做一系列观众问卷调查。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创作中的用心和得意之处，观众并不一定接受和喜欢。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寻找观众的心理节奏和共情点，逐渐成长起来。电影创作就像开车行进，碰上堵车，创作者要学会跑到车子外面看看情况。互联网时代，创作者要勇于接受各种各样的声音，吸收各门各类的知识，换个视角看待问题，也许会发现另一种可能性。

而在众多可能性中，导演是那个“做选择”的人。比如，当造型组为一个角色准备两套衣服时，导演不光要选一件，还要说出为什么选、服装和角色的适配度在哪里。再比如，在《最后一课》中，我选择用“过去无法重塑”的结构来讲述范老师与家乡的故事，更有戏剧冲击力。凡此种种，导演必须给整个剧组提供一个答案、一个方向，并给出充分的理由。导演的功课，便在于不断夯实这个理由的根基。它来自综合的艺术感觉。

剧本是电影创作的蓝图，导演要找到现实依托，让情怀和诗意落地。为什么拍《最后一课》这个故事？采风时亲眼所见我们国家的新农村发展，给我带来很大震撼。影片结尾的“彩虹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它坐落于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当年村里的一个孩子外出求学，学了建筑设计，回来设计建造了学校。从电影开篇出现的水墨画到结尾的“彩虹学校”，我们为观众设计了一条由当下追溯到过往的故事线。创作者无需多言，只需引领观众在光影中行走，去寻找属于事件和情感的连接点。

观众走近作品，是从角色开始的。所以导演要“懂”表演，而不仅仅是懂得欣赏表演。我一直想开个表演班，跟年轻导演一起做表演练习，也希望年轻导演多看舞台剧，更多介入与表演艺术相关的领域。因为导演对表演的理解，必须是一种切身的理解——理解演员站在摄影机前，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导演要站在演员的立场上为他考虑问题，才能提供有帮助的提示。更重要的是，表演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角色的成功，需要整个团队共同培植角色生长的土壤。

创作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思维、技术和实践的叠加。艺术的门类和工种是触类旁通的。做影视剧演员时，拍一部三四十集的电视剧，有900到1000场戏，我每天都待在现场，捋清楚每个部门是如何分工合作的，为今后的导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做舞台剧导演时，我会至少提前8到10天把这个戏全排完，再从观众视角反复看，进行调整。这个工作习惯和思维模式延续到做影视导演，在混录剪辑过程中，我会花很长时间做笔记，之后叫上几个人做观众，听他们的感受和意见。

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电影，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影院。未来，我希望能多创作与人和时代有关系的作品。（本报记者王瑨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