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称，近期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开证明难的问题，经调查发现，一些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已取消的证明事项，具体办事时仍被要求开，给群众办事造成不小的困扰。

包括亲属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婚姻状况证明、死亡证明、婚育状况证明等，早已明文取消，不必再开。一些部门在具体办事过程中却依然我行我素，非要老百姓东奔西跑提供证明不可，这不是折腾人是什么？很多人把这一问题归因于部门间衔接不到位，信息没能共享。这样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既不全面也未及根本。

信息没能实现共享，并不意味着有关部门就没有自行核实的义务和能力，更不意味着要求老百姓提供已取消的证明有什么合理性。信息互联互通、瞬间共享是努力方向，但在这个完备的系统完全建立起来之前，信息的衔接很多时候需要依赖部门间加强沟通和联系，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派出所、社区等基层单位，更不能把麻烦都丢给办事群众。

打通信息壁垒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坚决执行取消有关证明的规定，确保便民政策得以及时落地，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有没有认识到取消相关证明的重大意义，有没有对制度的起码敬畏，有没有最基本的为民意识。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取消的证明事项都是以政府之名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积极举措，本质上是政府行为、公共政策。在具体办事过程中，确保这些政策上下贯通、令行禁止、说到做到、掷地有声，才能体现政府的言而有信。倘若明明知道一些证明事项早已被明令取消，还非要老百姓出具，那岂不是自食其言、自损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产。政府公信力处于良好状态，就表明老百姓对政府具有普遍的认同。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威能得到普遍尊重，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较高，管理的成本随之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随之提升。相反，当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不断受到损害乃至失去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需要警惕的“塔西佗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出于什么考虑，不论存在什么原因，我们都绝不能允许“有令不行”“自食其言”等情况的出现。

已取消的证明还要开，看起来只是一个部门间没有打通信息壁垒的技术问题，实则是把政府公信力当儿戏的懒政怠政问题，是没有把为民便民惠民放在心里的宗旨问题。解决类似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度倒逼一些人敬畏规则、转变观念：变传统的管制思维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思维，在删繁就简、避免折腾中体现对人民的尊重、对政府公信力的捍卫。

（作者：李思辉，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