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综合性工程。作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伟大战役，脱贫攻坚以前所未有的投入力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全国832个贫困县只有52个未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体现。

随着各地脱贫攻坚任务逐步完成，稳脱贫越来越成为各地扶贫工作重心。能否实现稳脱贫、防返贫，考验着基层贫困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脱贫是攻坚战，稳脱贫则是持久战。可以预见，巩固脱贫成效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大。

此外，全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还同步搬迁500万非贫困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搬得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下一步则要解决稳得住、能致富的课题。这考验着各地政府的扶贫智慧。

中央明确要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严格落实贫困县摘帽“四不摘”，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作为带动农村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的关键“引擎”，作为稳脱贫的重要支撑系统，农村基层治理无疑将面临长期考验。

近几年，脱贫攻坚与基层治理相互促进。我们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贫困地区基层组织能力得到加强。党员干部深入贫困村社，谋划扶贫方案，开展精准帮扶，成为群众脱贫的主心骨、领路人。基层干部的扶贫本领明显提高。各地基层治理体系持续完善，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反过来也对脱贫攻坚和稳脱贫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但是，在稳脱贫这一艰巨任务面前，贫困地区的治理能力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有的地区驻村扶贫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走偏，驻村干部干得很辛苦，成效也很突出，但村干部发挥作用较小，在村庄事务中有边缘化的趋势。这一脱贫攻坚主角错位的现象，给未来稳定脱贫埋下风险。工作队走了，之前取得的脱贫成绩可能难以巩固，甚至回到原点。在过去的帮扶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其次，农村里的能人大量流入城市，一些地区扶贫产业持续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项目管理、合作社运营、市场对接、风险防控，这些涉及扶贫产业实际经营管理的问题，最终还要由村民来操作。如果缺乏“领头雁”，产业扶贫成果就难以巩固，后期就会有返贫风险。

再次，部分地方为了尽快完成脱贫目标，存在政府“大包干”现象，短期内可能效果明显，但因为未激发民间活力，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部分村民“等靠要”之风，不仅难以形成长效发展机制，也对当地乡风文明建设产生消极作用，影响村民积极向上、勤劳自立的精神面貌，对稳脱贫带来较大威胁。

巩固脱贫成效，保证脱贫任务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在基层组织建设，在激发内生动力。

要把提升村干部能力作为重要工作来抓。驻村干部和上级组织，要继续加强对村干部能力的锤炼，让村干部尽量站到工作前台，在充分调动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基础上赢得村民信任。可通过从小到大、从易到难的步骤，逐步提升村干部独当一面的能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村长效脱贫提供稳固保障。

要扎实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稳脱贫不能是党委政府唱独角戏，要继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要发挥群众智慧，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此综合施策，多管齐下，为巩固脱贫成效注入不竭的动力和活力。（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