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起丰巢宣布收费的做法，引发了一场较大范围的“口诛笔伐”。从目前看，丰巢与众小区在一番隔空喊话之后依旧各不相让。在“丰巢钱照收、用户气难平”的“相持”中，有一些概念被忽略了。

我国经济加快转型，社会结构趋于多元，群众利益诉求复杂多样。丰巢能否收费，其实并不是一道能够“一刀切”“一边倒”的选择题，而应该是一道“填空题”，其中涉及如何推进传统社会治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把协商民主和法治思维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如何体现法治思维？丰巢事件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丰巢与各个小区签订的“三方（丰巢、小区物业、业委会）”合同。一些小区的合同，对能否收费有清晰的表述，丰巢单方面宣布涨价可能意味着违约；在另一些小区，由于针对用户端的收费表述在合同中未作明确或是模棱两可，“抵制”就未必能理直气壮。至于丰巢入驻前是否有过“免费”的口头承诺，远低于其他商业项目的低廉租金能否作为快递柜带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佐证，这些应当属于合同纠纷范畴，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去解决。

客观地看，丰巢宣布的涨价初衷并非一无是处。快递柜作为小区公共资源，如果任由一部分用户无休止地占用，确实会影响到另一部分用户的利益。那么如何提高柜格的周转率，不仅关系到物流的运行效率，也关系到个体使用者的权益分配。然而，即便如此，是否要提高快递柜的效能，通过何种方式提高效能，不该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当由涉及到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商。

而这件事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快递柜作为新经济的产物，其引发的纠纷和以往传统的商业纠纷并不一样，涉及快递公司、快递柜公司、快递员以及个体消费者多方之间复杂的互相作用与影响。这类纠纷，称得上是一种“新消费纠纷”。如何解决此类问题，事关我们如何面对新经济带来的复杂问题。

新模式、新场景带来了新挑战，解决问题需要创新之道。但无论如何，有一些基本价值是需要坚守的，也会是行之有效的——

一方面，要在法治框架下解决纠纷。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营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法治建设更好保障上海改革发展。所以，不管是丰巢还是个体消费者，不用“百口莫辩”，也无须“楚楚可怜”，就是对照各小区的合同便宜行事。

另一方面，要通过共治的方式求解个人诉求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事关小区公共资源的使用，小区用户也有必要从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角度出发，积极参与，集思广益，得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小区范围内的奖惩机制规避资源浪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其中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治理和管理的一字之差，意味着要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转向多方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会衍生出许多新需求、新模式以及新的游戏规则，也会带来新的瓶颈难题和短板弱项。上海作为国际消费城市，与新经济的接触会更加深入广泛，难免会在第一时间碰到各类棘手的问题。要妥善处理，还是得在提升治理能力上下功夫，在提升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水平上下功夫。

回到丰巢收费事件，丰巢方应该先按下全国涨价的“暂停键”，各小区也要避免陷入“被情绪裹挟而一律拒不付费”的误区，彼此跳出无休止扯皮的漩涡，让问题回归法治，让公众积极参与，用治理的方法去解决这一件事、这一类事，并切实把民主法治的理念贯穿于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

我们乐见的情况是，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都可以成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的一次实践，并从中提炼出制度性的解决办法，转化为城市治理的日常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