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上午，香港演员任达华在广东中山参加商业活动时，突遭犯罪嫌疑人陈某近身行刺，陈某被警方当场抓获。经精神病学专家对嫌疑人进行精神检查和初步医学诊断，陈某存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俗称“妄想症”。

　　安保工作失职，活动主办方难辞其咎。不过，当嫌疑人是精神病患者，就得另当别论。作为明星公众人物，一次安保的疏漏尚会遭此伤害，那么缺少必要防范意识的普通人面对“武疯子”时又该怎么办？

　　在我国15岁以上人群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病率为1%左右。据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重性精神病人已达1600万人，其中10%以上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暴力倾向，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

　　重性精神病人行凶杀人、寻衅滋事的案件频频上演，威胁着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现行法律不能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有效惩戒，这部分群体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 “非定时炸弹”。只是此类案件的受害者多为普通人，所引起的关注远远小于明星被刺伤这种极其偶然的个案。

　　目前，重性精神病人普遍面临治疗、监护、监管的“三难”问题。重性精神病人如想获得持续有效的治疗，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做支撑。但是现实中相当比例的重性精神病人，都会成为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因；至于“武疯子”，还得耗费大量的体力与精力来防范其暴力行为。因而一些家庭在监管无力之下，选择了“链锁”或者放任两种极端，甚至感到不堪其负累而采取更为极端“自行解决”的方式。

　　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监护很难单纯依靠家庭的力量来承担，政府与社会的力量不可或缺。政府应当做好重性精神病患者家庭风险防范的兜底工作，对经济失能的家庭给予救助与救济，让患者有持续向好的医治机会，减轻监护的负担；把重性精神病患者纳入特殊监管的范畴，提供必须的关爱，实行长期跟踪管理，给予及时指导，必要时实行有效的干预，有效防范和化解重性精神病患者对社会潜在的危害。

　　其实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早已对推进严重精神障碍的救治救助给予了关注。我国精神卫生法指出，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精神卫生监测网络，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提出，要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完善符合精神障碍诊疗特点的社会救助制度。

　　治理“武疯子”，缓解大众忧虑，还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和力量，将相关法律扎实推进，把相应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