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中国人诉讼意识淡薄、“冤死不告状”的传统观念相比，现代人多少显得有些“健讼”了，有了纠纷，“走司法途径”“告他去”几乎成为人们的不二选择。打官司的人多了，说明人们的法治意识增强了，这是件好事，可事实上，有些官司之所以能“打”起来，是因为人们在打官司之前还不习惯做诉讼成本的评估，结果是在走完了所有司法程序后，浪费了时间精力金钱，没得着一分钱的赔偿不说，还占用了本就紧缺的司法资源。这样的诉讼当事人若能稍微理性一点，对案件做些合理评估的话，官司本来是可以不打的。有的时候，人们诉讼意识的“增强”，恰恰反映的是其规则意识的薄弱，我们看几个案例或许就容易明白了。

　　据报道，刘某因病于2017年6月去佛山某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当天，医院即向刘某及其家属出具了《护理安全知情同意书》，告知其为防止意外发生，须留人“24小时在床边陪护”，在《住院须知》中也告知病人不得请假或擅自离院，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病人或监护人承担，刘某及其家属陈某分别签名予以确认。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某因事短暂离开病房，刘某即自行离开医院，在某路段机动车道内行走时，被一辆货车撞击身亡，经交警认定，刘某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

　　刘某遭逢这样的意外和不幸，其家人之悲痛可想而知。他们认为之所以造成这一恶果，是由于医院在管理和提供服务过程中，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慎、注意、安全保障义务，在深夜放任病人随时离开医院而不过问，对刘某遭遇事故，医院存有一定的责任，应赔偿其损失。为了讨说法，刘某的家人起诉，要求医院赔偿其损失128万余元。在庭审中，医院方辩称，刘某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病人，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不能限制其活动自由，并且住院须知已经明确告知患者不能擅自离开医院，医院已按要求尽到了护理义务。一审法院综合各方面情况，认定医院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刘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遂向佛山中院提出上诉。佛山中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刘某家属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判决。

　　终审判决作出后，医务工作者们长舒了一口气，认为这一判决是对医护场所医疗本质的回归，它使广大医护人员“专注于看病，而不是看人”，有利于其专业水准的提高。

　　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也获得了人们的赞同。2017年3月26日下午，在南京高铁站发生了一出惨剧，男子杨某跳下站台，横穿轨道，试图爬上对面的站台时，被驶来的动车夹住，虽经民警、医生及消防人员的合力处置，仍未能救得杨某。杨某的家人在悲痛之余，将上海铁路局和南京高铁站告上法院，索赔80余万元。2018年7月13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预测损害发生的能力，对于损害结果也具备预防和控制能力，如其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则，就不会发生本次事故。而杨某未经许可、不顾警示擅自闯入危险区域，事实上对自身生命健康受到损害是一种漠视和放任。据此，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死者杨某对这一事件负全责，其父母要求铁路部门赔偿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在这两起案件中，悲剧的酿成都与死者个人不遵守规则的行为有关。在类似的情形中，原告一般都会产生一种“不能人财两空”的心理，“闹一闹”对方多少会给些赔偿；而作为被告方的单位，则本着息事宁人或“人道”救助的想法，也会给予一定的补偿；至于法院，出于对个体“弱者”的同情，一般也会做一做涉事单位的工作，结果是法院的案子倒是结了，却使原告方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获利，被告单位则为他人的错误买单，至于因支付赔偿款而造成的“公家的”损失则无人关心，在实践中，这类“吃大户”的案子不在少数。这种情形，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已在《法学新路径》中谈到过，“人必须承担无过错导致的所有损害结果，这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损害结果首先由有能力立即支付的一方承担，再由其通过收取服务费或者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转嫁给大众，最终由社会加以分担。”我们谈及的上述两起案件即与此类似，假如法院支持了当事人的诉求，判决由医院或高铁站承担赔偿责任的话，其最终的结果就会变成由其他病患或乘客来买单，这种责任的分担，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道理”“情理”来看，都是说不通的。

　　因此，在类似的案件中，不能因被告“有钱赔”，就认为其“应当赔”，无论是个人、公司、单位或是政府，责任的承担均应与其过错相对应，那种由“大户”大包大揽承担责任的模式，固然能收到暂时平息纷争的效果，但对于人们树立规则意识，维护社会秩序的长期目标却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通过法院判决厘清责任，辨明是非，让人们为自己的过错负责，恰恰是一种公平的体现。许多网友为上述两案的判决点赞，也正反映了民众对此已形成一种共同认知：人不能从自己错误的行为中获利，也不应为没有过错的行为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