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新书品种的增速有所下降。但即使这样，我国年均出版图书依然超过50万种，其中新书超过25万种。就品种而言，我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与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出版领域也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出版业因此努着劲儿要加快改革，优化结构，尽快推出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佳作。在这一大背景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品种已经足够多了，当务之急是把总量降下来，把质量抓上去。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机械和僵化地理解这一观点，最终很可能图书品种降下来了，精品力作还是没见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我国图书品种的快速增长，理解其内在的原因和意义。

　　对图书总量的认识只有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看，才能充分理解总量巨大的深刻意义。我国图书品种自2013年突破37万种以后，短短5年时间就达到了50多万种。这是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的成果。拉长历史的视野，这5年图书品种的快速增加使我国在历经500多年后重回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的位置。

　　一个国家图书品种与印数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通常而言，图书品种越多意味着文化科技的发展越快，意味着人民的文化需求越旺盛。据学者郑也夫研究，我国曾在1000多年中持续保持图书品种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自15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图书品种增长缓慢。1600年，欧洲各国拥有的图书是125万种，中国拥有图书1.4万种，前者是后者的89倍。而到了1900年，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的图书种类达到了1125万种，中国是12.6万种，同样是89倍。更不用说，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图书反映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新知，而我国图书局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为了追上西方，中国用了50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世界图书种类最多的位置。这一成就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不懈奋斗的结晶，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所创造的奇迹。

　　每年50多万种图书看似不少，但就人均而言，我国图书无论是品种还是印数都不算多，一年90多亿册图书平均到14亿人头上，每人还不到7册，如果再去掉教材教辅等出版物，人均图书占有量就更少了。为了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理应大力鼓励创作、鼓励出版，加速知识文化在全社会的涌流与普及。为此，出版业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要更快地发展自己。

　　当然，50多万种图书不可能本本都是精品，肯定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否定50万种图书的巨大意义。总量多，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国出版业完全有能力在加速发展中实现结构优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信心。

　　出版业既要“有高原”，也要“有高峰”。“高峰”和“高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高峰坐落于高原之上，高原之下是宽广厚重的根基。而高原和高峰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每年50多万种图书正是诞生高峰之作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