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入罪”门槛高，既增加了部分人的侥幸心理，也可能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司乘冲突法律性质的认识。因此，目前法律界有声音提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公交车司乘冲突现象最近引发广泛关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纠纷起因多为车费、上下车地点等小事，合计占比近六成；超五成案件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46.40%的案件有“紧急停车”情形；超半数案件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近三成出现乘客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的情况。

　　最高院发布的这份司法大数据报告，详细统计和分析了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中的种种情况，对人们更理性地看待公交车司乘冲突现象，有不小启示。

　　报告指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共计223件。仅就绝对数量看，并不算大，但这并不能代表司乘冲突的全貌。因为现实中，很多司乘冲突并未进入司法程序，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只是被批评教育，或者一方下车了就不了了之。不过，这更提醒人们，不能再用“小争吵”“小摩擦”来看待日常化的司乘冲突现象。

　　的确，这些纠纷的起源很多都是看似琐屑的小问题，如报告显示，纠纷起因多为车费、上下车地点等小事，合计占比近六成。然而，38.68%的案件中有人员伤亡情况，与这种严重后果对应的是，90.57%的判决为有期徒刑，超八成被告人刑期在一年至五年，其中涉案罪名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合计占比近七成。这样的审理结果说明，司乘冲突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素质问题，而是极容易诱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问题、规则问题。

　　在前不久发生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后，有网友援引其他一些地方的例子证明，将司乘冲突纳入法律框架下进行严肃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国际通例。比如在香港地区，行车过程中和司机谈话等分散司机注意力的行为都可能违法，香港的公交车上也有明确的提示语：滋扰车长乃刑事罪行。当然，中国内地对司乘冲突其实并不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有大量案件最终以刑事案件处理，本身就是一种证明。

　　但类似现象的高发、多发也说明，公交司机在驾驶过程中遭遇干扰是一个法律问题，且仍未内化为高度的社会共识。这次报告的数据就显示，有超五成公交车司乘冲突刑案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换言之，乘客攻击正在驾驶状态的司机，是直接危害公共安全，而不是一般的冲突、纠纷，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超七成案件发生在市内道路、路口、大桥、盘山路、高速等危险环境下，这足以说明其危险性。

　　社会对司乘冲突的风险和其对应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除了公共法律素养发育的滞后，也与法律介入这类纠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有关。纵观这些刑事案件，它们最终都与事情“闹大”了，或者产生直接的危害有关。如攻击司机（54.72%），抢夺车辆操纵装置（27.36%），持刀威胁司机（2.83%），或造成直接的人员伤亡。但很多同样具有危险性的行为由于并没有造成可见的后果而被“轻纵”。不难想象，“入罪”门槛高，既增加了部分人的侥幸心理，也可能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司乘冲突法律性质的认识。因此，目前法律界有声音提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新增罪名是否确有必要，这值得严肃讨论；要减少司乘冲突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有其他工作可做，如考虑在驾驶室设立安全隔离，强化司机在遭遇冲突时的处置规范，以及为乘客出面制止设立责任兜底保障，等等。但是，要从根本上减少司乘冲突，应当多谈谈法律和规则，让“公交车司机不受侵犯”深入人心，而不是将此现象泛道德化为个人素质偏差，批评教育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