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上，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为保障食品安全，要借鉴处理“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教训，在一些制度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特别是建立巨额赔偿制度，加大对消费者的赔偿力度，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张茅局长这里所说的“制度机制创新”，在此前召开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已作专门强调，即“要研究建立违法惩罚机制、巨额赔偿制度、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风险分担的社会保险机制，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制度性基础”。可见，主要包括四部分：其一是完善法律制度，强化违法惩罚机制，不仅要处罚企业，更要处罚到人，不仅要没收所有违法所得，还要处以巨额罚款，同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其二是巨额赔偿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其三，引入内部“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举报人举报其所在单位；其四，发挥第三方监管力量，建立质量与商业保险相联系的制度，弥补政府监管不足。这四部分高度关联、互为支撑，对新时代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其中要注意罚款和赔偿的区别，如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所开出的91亿元“天价罚单”，其本质是行政处罚行为，而赔偿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或法院，是民事行为。当年，美国强生公司因“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消费者隐瞒其滑石粉产品的致癌风险”，被一名女性消费者告上法庭，最终被判支付550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值得注意的是，这5500万美元中仅500万美元是赔偿金，剩下的5000万美元是“罚金”，即惩罚性赔偿。稍作对比，我们的赔偿制度还有待完善，虽然《侵权责任法》点出了“惩罚性赔偿”，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退一赔三”，但整体来看，更多可以理解为“补偿性”的赔偿，离“惩罚性”特别是“巨额”所体现出的惩罚性尚有距离。一些企业不知悔改、轻飘飘对待消费者，部分原因或在于此。

　　消费者只有“退一赔三”的权利，却无法获得巨额赔偿，也造成了一个维权怪圈，即由于维权动力不足，许多消费者倾向于私下调解，或者干脆忍气吞声，反而变相纵容了违法违规行为。有专家就说了，“制假售假在我国久禁不绝、危害极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切实施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当前，我国有近14亿人口，其中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显著升级，正从数量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变。如要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就必须向国际经验看齐，用最严谨的标准要求，提升食品安全质量，用最严格的监管理念，倒逼企业诚实守信。要知道，巨额赔偿的目的不仅是赔偿，而是要通过罚到痛处、罚到倾家荡产，让市场主体认识到监管是“动真格”，从而依法依规，积极应对。

　　与巨额赔偿相配套的另一项措施，是充分发挥好消委的作用，研究和推动巨额赔偿的集体诉讼。之前，即便要求“退一赔三”，也需消费者个人发起诉讼，可是消费者多而分散，精力也有限，很难组织起来。此种情况下，公益诉讼就应是个人维权的替代选择，其实施主体是消费者委员会，可发起集体诉讼，判决一经生效，就自动及于所有被侵权消费者，既节约司法资源，又能让不法商家付出应有的代价，何乐不为呢？(王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