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发展加速了群体的流动。当儿女们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扎下根之后，不少老年人为照顾幼小，也来到了新城市，过上了新生活。然而，在含饴弄孙之余，进城老人们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一些烦恼，比如，老来换环境，生活有些不适应；育子理念上，两代人未必能合拍；医保在老家，异地不便看医生……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变化趋势就是小型化、扁平化。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首份《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以上，这是典型的“三代同堂”的直系家庭结构。而自80年代以后，家庭户平均规模日益缩小，1990年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2年为3.02人，在这里，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人户、“空巢”家庭和新城市三人核心家庭等。家庭结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相当复杂，有经济发展进步的因素，有生育和居住观念革新的因素，但具体在代际之间的矛盾，快速城镇化造成的人口和空间流动性，是不能忽视的主要因素。

　　从城镇化的结果来看，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比如过去五年里，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然而体现在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浅城镇化”的概念，意思是虽然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但是心里面并未适应这种转变。对于身处巨变中的人们而言，相信有很多感同身受之处，比如很多农民进城后又回流了，这是因为早已习惯了乡土文化，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位置，融不进去。有些久居农村的老年人，早已和自己的“城市儿女”产生生活观念、育人理念上的错位，家庭生活质量难言幸福。在外部层面上，流动人口目前还无法完全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受到一定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即是横亘在旧式农民和新式生活之间的不适感。

　　代际矛盾频频出现之后，很多人将解决方式寄望于空间上的分离，比如仍将父母安置在乡下，或者单独给他们租房。然而，在家庭结构上作各种调和式的尝试，仍然无法回避传统家庭的功能意义。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类生存、发展及延续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的原因所在。那些“叛逃”家庭的人们，将发现他们仍旧不得不回归家庭——在家庭照料、女性育儿与就业等现实课题中，仍然不可能离开家庭的支持，特别是隔代资源的支持。《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显示，在1岁—5岁儿童中，祖父母辈分担幼儿照料的责任，隔代抚育仍然占比达到41.1%。另一方面，在老龄化的积极应对措施里，要特别强调家庭养老模式的支柱性作用。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解决照料、看病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仅指望政府兜底和社会支持，而是要借鉴直系家庭结构所具有的功能，掌握好空间上的距离。

　　身心安处是故乡。在快速城镇化的浪潮中，心理上的“浅城镇化”，体现的正是对故乡不同的羁绊与认同。如今，对很多在农村长大的中老年人来说，农村是他们的故乡，但对很多“城一代”子女来说，故乡只是个地理概念，他们在城里接受教育，观念与习惯同其他城里的孩子并无二致。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城一代”的支持下，“城二代”将身在城市、心在城市，从而认同城市。在这样的变化背景之下，如今呈现于代际之间的显著差异，极有可能会有一个弱化趋势，传统家庭结构会重现展现出它的价值。■王庆峰